本文通过对现有文献的分析,特别是通过对近年来有关所有权集中的公司治理效应的文献,以及对大股东控制的公司治理效应的基本理论分析,概括出了两类公司治理问题的分析框架,并以此框架作为全文分析的基础。在此理论基础之上,进一步从不同的角度对民营上市公司两类公司治理问题和大股东控制公司治理效应及其机制进行了深入的实证分析。概括地说,全文围绕以下三个问题展开: 1)关于民营上市公司的两类公司治理问题。本文的研究发现,就我国民营上市公司而言,由于大股东控制的存在,第一类公司治理问题要解决的并不主要是降低代理成本的问题,而是积极引进职业经理人或代理人; 第二类公司治理问题也并不主要是解决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问题,而是要更多地关注民营企业家族资本的社会化程度。2)关于民营上市公司大股东控制的公司治理效应。本文发现,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各种治理机制更多地体现在形式上,其实并没有真正的落到实处,并没有真正的对公司内部人形成努力经营的激励; 在对各种治理机制的比较中,本文发现,内部治理机制中的第一大股东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并且民营上市公司的市场价值(托宾Q值)和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持股量之间存在着U型关系。3)关于大股东控制机制与其他公司治理机制的关系。本文发现在考虑了各种治理机制的相关性和有效性之后,使用通径分析模型建模时对其变异的解释度(决定系数)和直接进行回归分析并无差异。但大股东治理机制(以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表示)的公司治理效应是负面的。这与单方程回归分析的结果不完全一致; 而且,大股东治理机制的公司治理效应仍以其本身的直接作用为主,通过与其他机制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间接的公司治理效应虽然为正,但并不令人乐观。总之,对民营上市公司而言,要促使其健康发展,从公司治理的角度来说,首先,要建立和健全各种公司治理机制,使其真正的规范化,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其次,要克服家族控制的局限,实现组织的发展、管理的专业化和职业经理人管理; 再次,要在发挥大股东治理的积极作用的同时,必须采取正确的措施使其负面效应降至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