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资产管理企业作为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对我国的综合经济实力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影响到国家有关政策的执行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提高国有资产的管理水平,就是要改善整个国家的财政状况,改善全民的福祉。因此,研究国有资产管理企业的经营效率具有重要意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主要是指企业以资金为基础开展经济活动的能力。通过比较企业的债务总额和资产总额,可以反映出企业的经营效率。同时,直接反映了企业获利的能力。资产负债率的高低通常能反映企业在资金周转、风险管控、资产盘活等方面存在问题。资产负债率的高低是投资人和债权人考量企业经营效率的重要指标,直接影响投资人和债权人决策,对企业今后的资金筹措有较大影响。因此,资产负债率作为衡量企业融资结构的基本指标是不言而喻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2018年9月13日发布《关于加强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约束的指导意见》,第一次对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进行细节性的监督,对不同行业、不同类型国有企业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分类管理和动态调整。但是,如何界定分类的标准,以及如何更有针对性、更有效地监控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本文主要围绕上述问题,对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对国有资产经营效率的影响展开异质性分析。学界关于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的异质性问题研究比较少,本文认为要切实提高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率,监管层需要更为综合地考虑企业的经营情况,从企业管理的主体、企业所属行业的特征以及企业所属的地理位置等诸多角度,有的放矢的抓好整改与监管。因为不同的国有企业面临着截然不同的经营环境,企业经营效率的提升没有万能的方法,监管层可以不断改善和优化监督的效率,将政策的约束和企业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基于此观点,本文分别从三个视角:国有企业的实际控制人属性差异;国有企业的所属产业差异;国有企业的地理位置差异,分析不同情况下资产负债率等多个财务指标与企业经营效率之间的关系,得出五条结论:第一,资产负债率的提高会导致国有企业财务绩效定量评价分数的提高;第二,随着资产负债率提高,地方国企财务绩效定量评价分数升高的幅度比中央国企更大;第三,资产负债率对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资产负债率对第三产业国有企业财务绩效定量评价分数的影响小于其对第二产业企业财务绩效定量评价分数的影响;第四,企业自身资产负债率对东中西部企业财务绩效定量评价分数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影响力度由低到高;第五,《指导意见》政策的实施对企业财务绩效定量评价分数的影响负向显著。本文创新之处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以往关于国有企业经营效率的研究局限在对影响因素的分析上,缺乏对被解释变量的异质性分析,因此本文对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的异质性分析具有一定创新性;其次,本文从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约束的指导意见》这一监管政策出发,从实证的角度对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基准线、警戒线和重点监管线等各类约束指标标准提出一定的监管建议,提倡因地制宜地进行监管;第三,本文将被解释变量的三个差异性结果进行区分,分别代入模型进行回归,并根据实证结构相互印证,得出国有企业财务绩效定量评价分数与资产负债率之间的真实关系,在本文在以全部样本进行实证分析后,以政策变化前后的影响对本文的假设进行检验,最终验证了全部假设,因此能够为我国征信体系建设提供更可靠的政策建议。本文研究意义体现在目前我国正处在加强国有企业约束的探索阶段,关于选择何种监管模式、如何构建约束体系尚未形成定论,因此本文研究结论对监管层实施监管措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征:经济增长速度由以往的高速水平转变为当前的中高速水平,由更为注重速度与规模向转变为更为注重效率与质量。在经济结构改变的同时,做到产能增长兼顾库存调整优化。在提高增长率的同时,应将创新动力作为发展动力的主要源泉。对我们来说,进行如此深刻的变革是困难且具有挑战性的。本文建议,应更为侧重地提高地方国有企业的负债质量以及第二产业的资产负债监管力度,因为在实证结果中这些企业财务绩效定量评价分数受资产负债率的影响更为突出;而对经济发展比较活跃的东部地区可以适度减少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的监管,这更有利于提高相关国有企业的发展活力和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