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取代德国侵占青岛后,将发展纺织业作为其经济侵略的重要手段,自此青岛纺织业迅速畸形发展,至1936年7月青岛纺织行业出现了以大康纱厂为代表的九所日资纱厂以及以华新纱厂为代表的中资纱厂“九对一”的局面,纺织工人数量几近四万名,占青岛工人总量的一半以上。纺织工厂先后吸纳了大量来自青岛市郊及山东腹地的农民及传统手工业者,由于山东地区长期以来深顽固的缠足陋习以及青岛作为移民城市所呈现的男多女少的性别构成,使得青岛纺织业在起步阶段维持了较长时期的“男多女少”性别结构,与1910、20年代同时期的上海、天津纺织工人性别构成相比,具有显著的区域特色。近代青岛纺织厂通过签订劳动契约在工人群体中建立统一的行事规则来制约、规范工人的行为,使其服从工厂命令,确保工厂正常生产,并通过包工制、包身制和养成工制三种用工制度对工人进行管理、控制与规训。厂方通过制定明确的作息时间表以树立工人的时间观念,近代青岛纱厂工人日工作时间一般为12小时,工人的生产生活皆受工厂所管控。除生产生活外,纱厂向工人提供宿舍,将宿舍变成工厂的再延伸,使工厂管理渗透到工人的日常生活之中,从而达到提高工人出勤率、保证工作时间的准确性、方便监督管理等目的。工厂合理利用生活以及工资收入的奖励与惩罚机制调动工人的生产积极性,达到促进工厂生产效率的增长的目的。由于纺织工人收入有限,在青岛工人阶层中仅处于中等收入水平,而青岛物价偏高,加之日资纱厂主残酷剥削,使近代青岛纺织工人日常生活比较单调,衣食住等生活状况比较艰辛,仅能在有限的闲暇时间参与一些低成本娱乐活动。窘迫的生活状况,迫使纺织工人先后多次奋起抗争并取得了一定成果。近代青岛纺织工人阶层从一个侧面展示了传统社会结构剧烈变动背景下传统农民向近代工人的身份转变过程及其日常的生产、生活实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