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全面侵华战争造成中国学术界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持续发展的局面骤然停滞。研究经费无着,研究设备不足,生活物质短缺成为制约抗战时期中国学术研究发展的重要因素。面对学术界的诸多困境,国民政府以“奖励”学术成果的方式鼓励开展研究,但该政策制定之日起,就遭到时人的质疑。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则采取消极策略,在抗战时期制定“维持资助事业最低限度原则”,对抗战时期的学术研究贡献有限。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采用积极主动的策略,借鉴德国学术救济委员会的办法,以人为中心,实施科研资助制度,从科研人员、科研经费、科研设备等方面为抗战时期中国学术研究的再度繁荣提供了重要保障,同时也为近代中国新学术增长点的出现及研究方法的革新做出一定贡献。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是管理和分配英国“退还”的庚子赔款的机构,1931年成立,至1958年结束业务,存在了28年。1931-1945年,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对国民政府的建设与教育有过相当贡献。尤其是在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之后,面对侵略者对中国教育文化的摧残,为实现国民政府抗战建国纲领,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实施科研资助,在边远省份的大学设立大学讲座教授,以提高边远地区高等教育质量和促进科学研究的开展；协助科学工作人员,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延续中国科学前进的步伐；设立科学研究助理,选拔和培养优秀的青年科学研究者,为中国的科研发展储备人才；组织科学考察团,培养科研人员的科学探险精神,适应国家建设发展需要,为开发西南、西北边疆提供科学依据；创办中国地理研究所,集合地理学、测量学、海洋学等学科的专家学者,开展联合研究,成为中国近现代地理学、测量学、海洋学最有影响的机构,在中国地理学、测量学、海洋学人才培养、训练及学术方向、学术理念的继承与发展等方面做出重要贡献；创办中国蚕桑研究所,成为中国第一个从事蚕桑研究的高级科研机构,标志着中国对蚕桑学进行系统研究的开始,同时对于西南地区蚕桑改良及平衡政府国际收支起到重要作用；创办甘肃科学教育馆,开展地方性研究,推广科学教育和普及科学知识,为中国近代科学教育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抗战时期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多的成果,原因在于：一是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处处以适合国家需要为前提的资助原则；二是管理者和参与者的爱国热情；三是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的科学管理及组织运行机制：四是朱家骅和傅斯年的科学观念及学术思想的影响；五是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与政府、高校、研究机构以及研究人员的通力合作。尽管董事会以适应国家需要为前提,但在科研资助中并不盲从于政府政策,而是坚持基金运行的独立性和科学发展规律,因此,两者之间的合作与冲突一直存在。然而,由于抗战中后期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基金运行出现问题,再加上通货膨胀的加剧,最终导致科学协助制度无疾而终,甚为遗憾。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在抗战时期实施的科研资助制度,其特点有四：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并重,个人研究与联合研究并举,严格评审与注重监督并行,服务国家需要为最终目的。同时,它也对中国近代学术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表现为引导学术研究转型,提倡学术研究新方向,树立学术研究新风气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