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最初进入中国，始自唐太宗贞观年间。其间由于各种原因，基督教只是断断续续地与中国文化有所接触。十九世纪鸦片战争后，国门被列强打开，传教士们也随之争先恐后地“涌入”中国。但由于种种外在因素，基督教始终未能像佛教在中国能有长时间的稳定的发展。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落实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大陆各地的宗教开始复兴，即使在“文革”中遭到重创的基督教也呈现了程度不同的发展势头，学术界也就此展开了广泛的研究，但由于各地经济、文化的差异，基督教在各地发展程度有所差异，城市与农村的差别尤为明显。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基督教传播在广大农村的转化和契合吸引了较多学者的注意，出现了不少关于农村宗教信仰的实地调查与分析的文章，但由于宗教问题在我国的敏感性，对于基督教的研究争议较多，加之农村教会的相对封闭性，田野调查的难度也相应增大，这些都使得基督教的研究成果少之又少，另外一方面，随着基督教在中国农村的迅猛发展，学术界对宗教的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日益重视，中国基督教的探讨已成为学术的热点，但宗教在我国的敏感性也使得研究引来了较多争议，难以形成相对成熟的共识，尤其是广泛而深入的田野调查的缺乏，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们进一步揭示宗教发展对社会整合方式的影响，也难以更深地发掘农民精神重建的文化和思想资源。这些都使得与基督教相关的论文出现了两极化的趋势，其中一种只是进行纯粹的民族志记录，不带有任何的理论评述；另一种主要关注基督教给我国农村带来的负面影响，旨在揭露不法分子在宗教传播的幌子下进行的违法勾当。这两类研究都没有用全面、客观的视角去看待基督教传播对我国农民的影响。本文将以江家店镇为个案，全面分析基督教传播对该地造成的正面和负面影响，并就此进行对策分析，找出一条社会机制与宗教机制相辅相成，共同服务于和谐社会建设的理想道路。　　 本文以安徽省六安市裕安区江家店镇为田野调查地点，以该地的基督教徒为研究对象，运用文化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法（参与观察等方法），并以非结构式访谈为主，结合问卷法深入了解该地基督教的基本状况，同时通过文献法搜集相关研究文章和当地政府部门的文献资料。首先，通过对江家店镇十座开放式教堂的走访以及对信教和非信教群众的非结构式访谈，并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笔者对基督教在江家店镇的传播现状进行了概括和总结，主要从以下七个方面详细地描述了基督教本土化在该地的具体表现：信教规模的日益扩大、信教民众自身具有的特点、该地教堂严密的组织结构、教堂对外界的隐蔽性、信教仪式的特点、当地政府与教堂之间的关系；其次，笔者将在基督教传播现状的基础上，对其进行社会整合的功能进行分析。最先提出社会整合理论思想并致力于研究的是社会学家涂尔干，后来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进一步发挥了社会整合概念并将其纳入自己的结构功能主义的理论体系。帕森斯认为，所有社会系统都面临适应(Adaptation)、目标达成(Goal attainment)、整合(Integration)、潜在的模式维系(Pattern maintenance)四个基本需求，执行这四种功能的子系统分别是经济系统、政治系统、社会共同体系统和文化模式托管系统，同时，对于宗教的社会整合功能，早期的社会学家们持有不同的看法，涂尔干更多地看到的是宗教的正功能，即寄希望于宗教来解决一些社会问题，把宗教的价值最求扩展为全民的目标；但另一些社会学家则只看到宗教的负功能，视之为教条和对自由的迫害。现今的社会学家观点渐趋一致，认为宗教与其他社会子系统一样，宗教的正负功能相互对应，在每种正功能的后面都有一种与其相对应的负功能。笔者将分别从经济、政治、社会共同体以及文化这四种系统模式切入，探讨基督教在该地所存在的正功能和负功能；最后再以功能分析为依据，对基督教在该地的健康有序发展进行路径和对策的探讨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