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的重要选士制度,深刻地影响着我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诸多方面。晚清以降,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强行敲开了中国的大门,在一次次被凌辱中,国人开始思索富国强民、抵御外辱的方法,科举制度的变革在此情形下展开。甲午海战的失败使国人从旧梦中惊醒,一时间变法成为有识之士的共识,科举制度的变革在时代激荡下,走向激进。意图中兴的帝王和锐意维新的学者们结合在一起,导演了一场激进的变法,但是在顽固的守旧派阻挠和改革者的先天不足等合力作用下,变革最终走向失败,守旧派重新执掌中枢,八股文死灰复燃,清廷失去了渐进性变革科举的宝贵时机。当义和团运动被中外反动势力联合绞杀以后,守旧派也作为“庚子拳乱”的始作俑者受到应有的惩罚。在人人不敢自称守旧的政治氛围中,晚清开始了无奈的“新政”,科举制度在这场运动中被匆匆废止。科举制度废止的真正起点要从八股文的废止说起。晚清时期,科考人数增加,取士多重楷法,常年的命题造成了“截搭题”层出,这些都使八股文变得更加空疏无用,科举终因八股而累。维新派的戊戌变法首先从废八股开始,但是未能如愿。清末“新政”以后,“经济特科”给选举制度带来一丝新鲜空气,但是仅起到了开风气的作用。《钦定学堂章程》(壬寅学制)和《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的先后颁布,尤其是后者的颁布与实行,使全国的教育系统有了一个完整的学制范本,新式学堂获得了较快的发展。但是,由于科举制度并未废除,士子们仍然囿于科举功名,从而严重影响了新式学堂的发展,科举最终在时代剧变中被废止。制度经济学是近些年西方兴起的重要的经济学流派,它以比较完善的理论体系和对制度的深刻阐释被引入史学研究的领域,成为一种重要的理论范式。科举制度作为封建政治维系的核心,其变革往往决定于社会群体的多元博弈。晚清军功集团的兴起和“捐纳”制度的大开,使得科举“正途”的“交易成本”大大增加,“正途”有时处于终生候缺的尴尬境地,这影响了民众的心理和预期,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公共选择。科举制度既得利益集团的学习效应、合作效应、投入的前期成本和对未来收益的预期又使他们成为制度的坚定拥护者,从而加重了制度的“路径依赖”,制度最终只能在外力胁迫下,通过国家法令的颁行实现强制性变迁。这一变迁过程,始终伴随着相关利益集团的博弈。甲午海战以后,尤其是戊戌变法期间,守旧派、维新派和洋务派之间近似的进行着“枪手博弈”；戊戌变法失败以后,维新派实力锐减,这一时期科举废止的变革基本停滞,传统乡绅与“守旧派”进行着“智猪博弈”；新政以后,维新疆吏旧事重提,并在时势变迁下执掌政府,主张废止科举的统治阶层开始了与乡绅集团的“斗鸡博弈”。今天我们重新审视科举废止对教育的影响,至少有两方面非常明显。首先,科举制度的废止使得传统的儒家经典退出大多数知识分子的视野,只是存在于少数传统文化的痴情者心中；乡里师儒的绝迹使得儒学的民间基础大大削弱,经典逐渐退出人们的视野,民众的信仰再次走向无序,制度儒学也随之终结。其次,科举制度的废止极大地推动了近代教育体制的快速转型。就在科举废止的第二年就有近万名学子远赴东瀛,留学教育由此获得了巨大推动力。科举因学堂而废,学堂也因科举废止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学生数目逐年增加,学校课程体系逐渐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高等教育体系也逐渐由人文为主转向理工占主导地位,我国教育体系开始逐渐走向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