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已经成为全球化肥、农药施用总量和单位面积用量最高的国家,化学投入品的过量使用引发了生态破坏、环境污染、质量安全问题等多重危机,推进化肥农药减量增效成为水稻产业绿色转型与提质增效的重要抓手。然而在稻农中推广化肥农药减量增效技术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一方面,稻农老龄化日趋严重、兼业程度不断提高,劳动力约束趋紧;另一方面,与常规种植技术相比,绿色高效生产技术复杂多样,对生产要素投入和生产管理的要求普遍较高。这就要求创新化肥农药减量增效技术推广路径。鉴于此,本研究以水稻化肥农药减量增效技术为研究对象,基于罗杰斯的创新扩散理论,构建了“技术属性——技术扩散与传播渠道——技术推广体系”的分析框架,对减量增效技术的采纳与推广问题展开研究。首先,基于长江中下游地区6个水稻主产省份678户稻农数据,分别利用C-D生产函数和损害控制函数(DamageControlFunction)分析当前稻农化肥和农药的减量潜力。其次,利用德尔菲法筛选出“一揽子”水稻化肥农药减量增效技术,着眼于技术属性这一农业技术扩散的重要解释因素,分析各项技术的相对优势、复杂性、兼容性、可试性和可观察性五项属性,并根据属性差异将所有技术划分为劳动密集型、资金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三类。再次,基于浙江省、江苏省601户稻农数据,运用空间滞后模型(SpatialLagModel),分析技术示范区和农户社会网络两种技术传播渠道以及生产性服务分别对农户劳动密集型、资金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减量增效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并从中归纳三类技术的扩散特征。再次,基于生产性服务在减量增效技术推广中的重要作用,运用Kano模型和多层线性模型(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s)精确识别农户对配套服务的需求强度、优先顺序与影响因素。最后,针对上述减量增效技术推广的难点与要点,以浙江省萧山区为案例,分析政府及新型经营主体在水稻化肥农药减量增效技术推广体系中的角色分工与协作机制,提出减量增效技术推广路径。本研究的主要结论如下:结论一:当前长江中下游地区稻农的化肥、农药减量潜力很大。稻农化肥过量施用程度严重,实际化肥施用量是最优施用量的1.43倍,化肥投入至少还有三分之一的减量潜力,且至少有73%的稻农可以减少化肥的投入量。稻农农药过量施用程度也很严重,农药投入的边际生产率已经接近于0。结论二:基于“稳定产量、化肥农药减量、适宜推广”标准筛选出了“一揽子”水稻化肥农药减量增效技术。从技术属性来看,减量增效技术具有明显的兼容性、可试性和可观察性,且部分技术表现出成本低的相对优势,然而与常规生产技术相比,技术复杂性普遍较高,表现在需要增加劳动力投入,购买设备、机械或技术学习难度大等方面。根据相对优势和复杂性属性的差异,水稻化肥农药减量增效技术可以划分为劳动密集型、资金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三类。结论三:空间滞后模型分析结果表明,化肥农药减量增效技术示范区作为专业群体与农户之间的异质化沟通渠道能够显著促进稻农对资金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技术的采纳,资金密集型技术和知识密集型技术的扩散存在显著的示范效应,呈现出由核心示范区域向四周逐渐降低的路径规律。社会网络作为同质农户间的重要沟通渠道能够促进稻农对劳动密集型技术和知识密集型技术的采纳,劳动密集型技术和知识密集型技术的扩散呈现明显的集聚效应,采纳水平相似的农户在地理空间上相互靠近。结论四:Kano模型识别结果表明,稻农在实践化肥农药减量增效技术时最需要的前三项服务分别为植保信息、供种供秧和统防统治,而对农资信息服务和测土信息服务的响应最不积极。多层线性模型分析结果表明,对技术采纳水平较低的农户而言,地区发展水平、生产面积、劳动力数量以及技术难度认知显著影响农户的服务需求。对技术采纳水平较高的农户而言,地区服务可得性显著提高了农户的服务需求,而生产面积对服务需求的影响显著为负。结论五:从案例研究来看,政府农技推广部门应在创建减量增效技术示范区、提供政策、资金与补贴等方面发挥基础作用,负责提供技术培训、植保信息和等公益性服务以及为农户购买各类经营性服务。新型经营主体则应负责示范区的具体运作并且承担统防统治等经营性服务的具体实施,充分借助组织在本地区的人力资本与社会网络优势和专业化、规模化服务优势,创新化肥农药减量增效技术的推广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