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67年贝拉提出公民宗教理论，国内外针对该理论展开的讨论和解读也随之而来。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也有不少学者对理论产生误解。出现较多的批评就是公民宗教作为政治决策的支持者，为既有政权提供合法化辩解。贝拉也曾因此对公民宗教理论失去信心，弃用这一概念。作为公民宗教的双重维度，《圣经》神话式隐喻和共和美德缺一不可。公民宗教既与美国富有神话色彩的历史相连，又是着眼于现世问题的。它是尘世之人与上帝订立圣约的表现，将对国家的感情与对上帝的崇拜结合起来，是爱国主义的最高体现；它也扎根于美国现实，在共和精神中萌芽而生，于危急时刻拯救共和精神，重塑公民德性。美国特定历史背景造成个人主义的强盛发展，美国梦与个人主义结合又在当代变幻出新形式。贝拉注意到日益膨胀的个人主义吞噬公民公共参与精神，破坏美利坚的共和主义根基。不恰当的自由追求湮没了共和精神，程序共和将美利坚引上腐败之路，所以贝拉想到利用公民宗教唤起美国公民内心的德性。共和主义需要公民宗教提醒世人关注价值意义，放弃利益为先的个人主义观念，将自由重新纳入共和主义，培育“公民性”，使构建“好社会”成为可能。本文试图通过分析公民宗教的两大维度和公民宗教本于共和、救赎共和的特点，论证公民宗教理论的“好社会”构想何以可能，并挖掘中国的公民宗教，希望以此拓宽对贝拉公民宗教理论的研究视野。本文主要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导论。主要介绍本文的写作目的、意义，并梳理文献，提出本文的研究主题；第二部分解读公民宗教的双重维度——《圣经》神话式隐喻和罗马共和美德，并说明本文研究共和主义维度的原因；第三部分分析共和主义与公民宗教之间的关系——公民宗教在共和主义中生发，并能够在共和国腐败的危急时刻实现对共和主义的救赎；第四部分探析贝拉的公民宗教理论构想，解读公民宗教以何种方式在救赎共和主义的基础上完成构建“好社会”理想型的目标；第五部分着重分析公民宗教遭受误解的原因，并对建构中国的公民宗教进行可行性分析；第六部分是结论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