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法”演绎与作文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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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派是我国清代最大的散文流派,其流传时间之长,地域分布之广,作家人数之多,学术成果之丰,在中国文学史上绝无仅有。如此罕见的文学流派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根本原因在于其理论基石“义法”说的实用性和感召力。“义”即“言有物”,“法”即“言有序”,“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对此,一代代桐城文家合理继承,变革创新,使“义法”说能够适应时代变化,与时俱进。“义法”说经过漫长的演绎、嬗变历程,理论研究成果颇丰。当代桐城派研究表明,“义法”说仍在演绎、嬗变之中,不断被赋予崭新的时代内容。  “义法”说整理总结了写作的基本经验,具有简捷实用的特点,但缺乏理论深度,原因在于中国文化具有不尚逻辑分析和概括的实用理性特征。这种实用理性,其好处在于讲究致用而务实,其缺陷则在于讲究致用而短视。它体现在中国古代写作理论上,便是重“技法”而轻“理论”。方苞的“义法”说,实际上就是一种讲究操作技巧的实用写作经验总结,其所概括的作文章法确实很具体实用,但它未向纵深发展,停留在表面化、经验化水平,缺乏原理化、抽象化的科学境界,这就严重影响了它的适用范围。在科技日益发达的今天,对方苞“义法”说进行科学的阐释,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从抽象理论思维出发看“义法”说,“义”要求文章和写作具有以“真”“善”“美”为目标的内容,“法”要求文章和写作具有以“真”“善”“美”为标准的形式,“义法”是“义”和“法”的对立统一。  “义法”说经过科学阐释,就揭示了文章写作的普遍原理,因而对作文训练有借鉴、指导意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是人们认识真理的最终目的,因此,把“义法”说应用于作文训练乃理所当然。写作行为追求“真”“善”“美”的统一,以实现对个体时空局限的突破,从而获得生命的自由。达到了自由的节奏和境界,运起笔来自然挥洒自如,写成的文章自然中心明确,材料丰富,思路清晰,语言流畅。总之,探讨“义法”理论与作文训练之关联,可以拓展桐城派研究的领域,同时也为陷入困境的作文训练找到了一条切实可行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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