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品博弈在经济与社会生活中无处不在，公共品问题解决得有效与否，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社会合作与经济发展水平，也间接反映了一个社会的进步程度。本论文研究的是公共品博弈中的亲社会惩罚、反社会惩罚行为。目的是探讨性别、学习表现、家庭背景、父母受教育程度等因素对亲社会惩罚与反社会惩罚行为的影响。　　结合已有的关于该领域的文献资料，与现有的进行问卷调查与公共品博弈实验的样本条件。能够通过设计尽可能多的实验机制，对背景各不相同的大量样本进行公共品博弈实验，一方面观察不同机制设计下所能达到的合作水平的不同，找出最优且可行的机制设计特点与方向;另一方面，观察不同参与者所进行的各种决策行为，找出反社会惩罚较易滋生的群体特征，以及合作水平较高的参与者特征及其与教育的关联，发掘教育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所发挥的深远影响。　　本课题主要的工作包括问卷调查、进行实验与数据处理这三大主要内容。首先对中央财经大学09级金融工程与会计学两个班级共195个本科生进行问卷调查，通过发送与回收电子邮件的方式获得这195个学生的基本信息;然后设计模拟公共品博弈的情景实验，安排尽可能多的决策供参与者选择，并收集组员的实验记录数据;最后结合所获得的问卷调查数据与实验记录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与模型分析。　　论文的框架包括导论、数据与变量划分、模型分析、相关结论、启示与进一步探讨。其中模型分析是主体:以投资额、施罚额、反社会惩罚和亲社会惩罚这4个数据作为因变量分别建立模型，探讨包括性别、学习表现、父母教育程度、家庭背景与成长条件、风险偏好、智力在内的一系列因素对这4个数据产生的影响;并通过对四类实验中投资与惩罚决策对个人所得所产生的影响建立模型，对比出各类实验机制设计的优劣。　　通过对数据进行计量分析与比较，得出了一些重要的相关结论:　　首先，用于解决公共品的机制设计将对达到的结果产生显著的影响。一个差的机制会让参与者“近墨者黑”，造成人才浪费，那些有能力的人会倾向于独善其身，而非兼济天下;而一个好的机制设计则能够让参与者“近朱者赤”，引导那些反社会倾向较高的人去进行亲社会行为。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消除来自父母方面可能的负面作用，让不同性别，不同学习表现，不同智商的参与者都倾向于合作。从而能够比较立竿见影地提高社会合作水平。好的机制一方面能够降低亲社会行为的实施成本，让亲社会性更高的人能将好的利群意愿转化为更多的实际行动;另一方面帮助规避因进行亲社会行为可能会出现的风险，来使占群体大多数的风险厌恶者更多地参与到亲社会行动中来。这为机制改革与设计方向提供了有用的数据支持。　　再者，性别与学习表现不同的参与者在进行投资与施罚决策时也有显著的不同。女生的行为较男生保守，这使得她们在即使较弱的外部监督惩罚机制下，也能进行较高的公共品投资，同时施罚意愿较弱;而男生则更容易在合适的时机，如外部监督机制较弱时搭便车，同时施罚意愿较强。成绩较好的参与者倾向于高投资与低施罚，无论是亲社会还是反社会惩罚，表现为“利人利己”的利己理性;而成绩一般与较差的参与者则倾向于低投资与高施罚，包括亲社会与反社会这两种惩罚，其中实施较高的亲社会惩罚的参与者，则表现了“损己利人”的利群理性。这为社会分工与选拔机制的设计提供了思考线索:在藉由好的机制引导的条件下，男生、成绩一般及较差的学生比其他人更适合去从事社会生活中在“扬善”之外不可或缺的“惩恶”的工作。　　最后，父母的受教育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子女的亲社会惩罚与反社会惩罚行为决策。这一方面暗示了家庭教育中父亲与母亲互异却互补的子女教育分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来自单亲家庭的参与者在投资与施罚时出现的两极分化;另一方面，随着父母亲教育水平由本科或专科向硕士研究生及博士研究生的提高，他们对其子女的负面作用消失的结果证明了研究生及以上的学校教育的正面作用，以及现有的本科或专科的学校教育暴露出的不足。这一现象值得进行剖析与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