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以下简称《改革方案》),规定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在全国试行。该制度是对受损的生态环境进行救济的新思路。不同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引入行政主体,使行政主体在环境治理与生态环境救济中承担起应有的责任。《改革方案》中提出的磋商机制,更是充分利用行政主体的专业优势与资源优势,通过协商的途径与赔偿义务人达成合意,及时、高效的实现对受损生态环境的救济,维护生态环境公共利益。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机制进行研究,首先需要明确其理论基础与性质定位。目前,学界关于理论基础的主流观点包括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说、环境公共信托理论和公共物品理论。由于“自然资源”无法涵盖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所保护的生态环境及其服务功能,因此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说存在局限性。相比之下,环境公共信托理论与公共物品理论更能契合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初衷与制度运行需要,可以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提供理论依据。在此基础上,还需要对赔偿磋商的性质进行准确恰当的界定。通过对磋商的特点、过程和目标进行整体性的分析,将赔偿磋商界定为一种新型的柔性行政治理模式较为合理。明确磋商的理论基础与性质之后,需要在自愿、平等、有限意思自治、公众参与等基本原则的指导之下,从磋商的主体、磋商的启动程序、内容、赔偿协议及协议的执行等方面对磋商机制进行具体的设计。磋商主体包括赔偿权利人、赔偿义务人、磋商参与人等三方面,对主体进行研究不仅需要明确各个主体的范围、还需要对各主体的权利义务的配置进行详细的分析论证,以保证各方主体在磋商过程中得以自由行使自己的正当权利,保障磋商的平等性与公正性。磋商启动阶段解决的是开启磋商程序的必要前提问题。为使赔偿磋商能高效、顺利的进行,应明确启动磋商需同时满足发生生态环境损害、采取紧急止损措施、完成损害调查、完成损害鉴定评估等条件。磋商实施过程中,赔偿权利人与义务人针对损害事实、赔偿范围、赔偿方式及其他保障性条款进行协商。磋商可能存在两种结果,一是磋商终止,二是达成意见一致的赔偿协议。双方签订赔偿协议后,法院应当对赔偿协议进行审查并决定是否予以司法确认。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的目标是达成赔偿协议,但签订赔偿协议绝不是生态环境救济的终点,救济生态环境的目标是否能够真正实现,还在于协议能否得到有效的执行。赔偿协议的执行包括赔偿金的执行与使用、管理,生态修复的执行与评估验收以及执行的保障机制。这是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机制运行过程中至关重要的最终环节。待赔偿协议执行完毕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程序宣告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