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新常态背景下,企业转型升级需求更为迫切,进而推动并购重组白热化发展。在并购重组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分便是并购商誉的会计处理。近年来,并购商誉会计处理不规范问题已经造成比较恶劣的市场影响,商誉会计处理也成为资本市场监管的重中之重。监管部门已经意识到我国上市公司商誉会计处理存在诸多问题,其中最主要的便是商誉的会计处理规则不够明晰,对商誉金额和商誉减值时点与金额的确认,弹性较大,从而为管理层盈余管理提供了一定的空间。近年来,因盈余管理而导致的并购商誉会计处理不规范甚至差错已经成为上市公司业绩暴雷的重灾区。因此,基于盈余管理视角对商誉的会计处理问题进行研究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本文以案例分析为主要研究方法,以盈余管理视角分析银禧科技商誉会计处理的整个过程。首先,本文介绍了银禧科技并购兴科电子的背景,阐述了银禧科技巨额商誉的形成、初始计量以及最后计提巨额商誉减值的情况。其次,本文识别和提炼银禧科技商誉会计处理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商誉的初始确认高估、不合规地再确认以及商誉减值不合理三个方面的问题。再次,本文基于盈余管理视角剖析这些问题的成因,指出关键成因在于以下三点:其一,并购中存在内幕交易行为,内部人为了刺激股价上涨使内幕交易获益最大,对标的公司业绩进行了盈余管理,推高了标的公司估值,进而确认了高溢价商誉;其二,管理层和大股东因为自身利益而推迟了商誉减值的计提;其三,银禧科技利用商誉减值进行财务“大洗澡”。最后,本文指出商誉会计处理中产生盈余管理行为的原因主要有三点:其一,收益法存在缺陷;其二,部分商誉相关准则规定得不够明晰;其三,商誉减值测试容易被管理层操纵。针对这三点原因,本文提出了抑制商誉会计处理中盈余管理行为的方法:一是要细化和规范收益法的适用范围及估值依据,严格审查收益法的适用条件和选择依据,如果采用收益法进行估值,估值指标的选取应该更加严谨;二是要进一步完善商誉确认和计量的相关准则,明确资产交割过渡期的无形资产确认问题,并明确业绩承诺不达标所产生的或有对价不能调减商誉;三是改进商誉后续计量方法,探索摊销与减值测试并行的方式,规范资产组及其可收回金额的确定并加强商誉减值测试的信息披露。本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第一,目前鲜有文献系统地分析商誉会计处理整个流程,本文选取的案例公司银禧科技商誉会计处理经历了确认、计量、重新计量和减值,过程完整,并且其商誉会计处理因不合理或不规范先后四次受到深交所问询,具有典型代表性,对其进行研究能够完整地揭示整个商誉会计处理流程的问题;第二,本文跳出就商誉而论商誉的圈子,从盈余管理视角出发并结合投资者反应,采用案例研究方法,对银禧科技商誉会计处理过程中的问题及成因进行了具体剖析,丰富了相关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