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工作人员应具备廉洁为民,秉持公正的执政理念,积极地为广大人民谋利益,谋幸福,谋未来。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度,决定着公民对国家工作人员的信任度。依法治国,不仅要有法可依,还要有法必依。依法治国是国家工作人员保持廉洁性的重要保证,为了创设良好的执政为民的氛围,为让公民感受到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我国对国家工作人员违背廉洁性的腐败行为持零容忍的态度。与此同时,刑法学者一直在默默地努力,将受贿罪作为刑法理论研究的重点,并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对受贿行为进行了合理的刑事处罚。然而,我国经济当前处于高速发展时期,商业化的经济行为层出不穷,信息时代更让腐败犯罪呈现出隐蔽性,多样性和高破坏性的特点,这给司法工作人员认定受贿罪带来了困难。为了解决此难题,一方面要加强对隐蔽的犯罪的打击,另一方面要防止将一般违法行为认定为犯罪。许许多多的学者不断开展对于受贿罪的研究,对其研究无论在广度上还是深度上,都已经非常细致。研究的领域主要集中在受贿罪保护的客体、构成要件的解释、贿赂范围的确定等相关理论。但是,对于受贿罪既遂标准的研究不全面、不系统、不深入。对于受贿罪既遂标准的判断一直是司法认定的难题,法院对于受贿罪既遂的说理模糊不清,相关司法解释也未对其作出回应。为应对此难题,本研究立足刑法的基本原理,结合犯罪既遂和受贿罪的基本理论,利用实践案例分析我国受贿罪既遂的标准,以期为受贿罪既遂的司法认定提供理论参考。本论文通过合理运用文献分析、案例分析、对比分析等研究方法,对受贿罪既遂的各种观点进行评析,深入阐释受贿罪既遂标准。当前,刑法学者对受贿罪停止形态的研究停留在司法适用层面,关于受贿罪停止形态的时间点存在观点不一致。阅读相关文献得出,犯罪既遂的观点学说有结果说、目的说、构成要件齐备说、法益侵害说等。不同的观点的差异性来源于研究受贿罪的侧重点不同,尽管出发点存在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只有法益侵害说才能够成为判断犯罪既遂标准。其理由是,除了法益侵害说可以克服目的说、结果说、构成要件齐备说的缺陷,法益侵害说符合犯罪的本质特征,符合定罪量刑的要求,符合刑法保护法益的立法目的。因此,采用法益侵害说判断犯罪既遂具有合理性。利用法益侵害说判断受贿罪既遂,需考虑犯罪既遂要考虑的因素。类型化思维是一种常见的刑法研究思路,有利于司法人员准确认定不同纷繁复杂类型的受贿罪。具体而言,从犯罪构成要件的角度出发,对于收受型贿赂在判断既遂时无需考察国家工作人员是否为请托人谋取了不正当的利益,而仅仅需要考虑是否收受他人的财物;索取型贿赂的受贿罪（第385条第1款）既遂的判断标准也应该以收受请托人的财物为条件;商业贿赂型受贿罪（第385条第2款）则应该以受贿人取得不正当的利益作为判断受贿罪既遂的标准;斡旋受贿罪（第388条）则应该适用实际收受财物论与承诺为请托人谋取利益论相结合的理论。上述类型化思维研究受贿罪既遂,对司法实践中不同类型的受贿罪提供了明确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