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户幕府时期,日本实行锁国政策,构筑了以朝鲜和琉球为“通信之国”、中国和荷兰为“通商之国”的大君外交体制,独立于中国朝贡体制之外。贯穿整个江户时代,日本未与中国建立官方关系。但是,日本江户幕府始终未曾停止对中国的关注。这一颇有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的课题尚未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本文采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借助实证主义史学和情报学的相关理论,对日本江户幕府的中国情报问题作系统性研究。从整体上厘清这一问题,对于江户幕府时期两国间相互认识研究乃至整个中日关系史研究,皆有重要意义。本文根据日本江户幕府搜集中国情报的渠道分为六章。第一章是导论。本章介绍国内外学界对江户幕府中国情报问题的研究现状,提出本文的研究思路。日本学界自上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关注江户幕府的海外情报问题,此后数十年间,日本学者的研究工作集中在相关史料的发掘、整理与解说上,众多史料附带解说以史料集的形式得以公刊,以论文形式发表的成果几乎全部是针对荷兰风说书方面的。同世纪八十、九十年代,日本学者开始从多个角度展开对江户幕府海外情报的研究,但研究多集中在幕末的海外情报上,荷兰风说书仍是研究重点。期间,针对中国情报的研究多以个别政治事件为研究对象。进入本世纪后,幕末期仍是被关注的焦点时段,诸藩及平民阶层的海外情报搜集活动成为研究重点。日本学界关注江户幕府海外情报问题较早,但中国情报研究并未受到重视。国内学界对此问题的关注较晚,本世纪十年代之前,对此问题的研究几乎空白,学者们止步于清日贸易史及清史研究时对江户幕府中国情报史料的利用。直至近年,方偶有此问题的研究成果以单篇论文的形式发表出来。江户幕府中国情报问题的研究尚未真正展开。本文对此问题作较为综合性的研究,深入考察江户幕府的中国情报搜集活动,探究其中国情报搜集网络的真实面目,解析其搜集中国情报的动因,并最终揭示江户幕府在中国情报搜集活动中显示出的涉华行为特征。第二章探讨日本江户幕府经由长崎唐船对中国情报的搜集活动。江户幕府时期,每年皆有中国商船(日本称之为“唐船”)赴日贸易。江户幕府实行锁国政策,规定长崎为唯一对外通商口岸,中国商船成为江户幕府中国情报的最主要来源。自明朝灭亡开始,长崎便以唐船风说书的形式向江户幕府递送中国情报,后以“三藩之乱”为契机,逐步建立起一套较为完善的唐船风说书制度：中国商船入津后,唐通事登船,向中国商人问询风说,制成“唐船风说书”,长崎奉行审核后,交由飞脚递送江户。唐通事皆具华人血统,这为长崎中国情报搜集机制的正常运转提供了保障。十八世纪中期,东亚局势稳定,唐船风说书制度走向衰落,鸦片战争时期,其作用再度凸显,但随着日本“开国”,唐船风说书最终退出历史舞台。总体来看,长崎唐船情报情报量巨大；是属民间情报性质,情报内容大致准确,但于细节之处常有误报；先入船只的误报时会得到后入船只的更正；情报不受中国官府控制,其中包含官方情报中所不具备的信息；长崎乃幕府直辖地,情报传递速度较快。幕府经由中国商船搜集情报的过程中,尤其是在德川吉宗执政时,通过向商人发放临时贸易信牌、奖励现银的方式,诱使中国商人提供日方所需情报,显示出搜集中国情报的主动性。情报送抵江户后,皆由当值老中负责处理,重要情报一般采用老中合议制进行讨论。经由中国商船源源不断流入的中国情报成为江户幕府及时制定、调整对华政策的重要参考。第三章考察荷兰商船与中国情报的问题。荷兰在东方贸易中实施商业利益压倒一切的贸易政策,这使其成为日本锁国期间唯一获得江户幕府贸易许可的欧洲国家。出于维持乃至独霸与日贸易的目的,日本锁国之初,荷兰驻长崎出岛商馆便应江户幕府命令,开始向日本提供海外基督教徒动向的情报。尔后,荷兰商船逐步成为江户幕府获取包括中国在内的海外情报的重要渠道。十七世纪六十年代中期,长崎已建立起一套较为完善的荷兰风说书制度：每逢荷兰商船入津,长崎荷兰通词登船收取巴达维亚殖民政府寄发给出岛商馆长的海外情报备忘,交予长崎奉行开封查验后,持之前往荷兰商馆,协同荷兰商馆长制成“荷兰风说书”,长崎奉行审核后交由飞脚递送江户。十八世纪前的荷兰风说书中,时常出现台湾郑氏、清朝对外关系、清朝内情方面的情报。有关清朝内情方面,唐船风说书中不曾出现的中国基督教情报是重点。随着中荷关系的稳定,十八世纪后的荷兰风说书中中国情报渐少。鸦片战争爆发后,荷兰商馆除按例提交荷兰风说书外,同时另就鸦片战争之事提交一份描述更为详细的“荷兰别段风说书”。整体来看,由于每年赴日荷兰商船数量较少,且荷兰在中荷交往中唯重商贸,故日本江户幕府由此获取的中国情报量较小；因中荷两国大部分时间内不存在根本性冲突,荷兰船的中国情报基本准确,但情报是属官方性质,经过荷兰人筛选,西方殖民者立场明显；风说书传递速度较唐船风说书更快。第四章研究对马藩经由朝鲜搜集中国情报的问题。江户幕府时期,朝鲜除作为中国明清王朝朝贡体制的成员外,亦被江户幕府纳入在日本大君外交体制中。对马藩藩主宗氏凭借在恢复日朝通交过程中的重大作用,得以家业的形式承担两国间外交事务。清朝征服朝鲜的情报即因此经由对马流入江户幕府。清朝入主中原后,朝鲜利用燕行使出使北京等机会获取清朝信息,而对马藩则为显示其在日朝通交中的重要地位,积极应幕府要求经由朝鲜搜集中国情报。对马藩搜集中国情报的方式有二：一是通过釜山倭馆秘密搜集；二是施压朝鲜,索取朝鲜官方通报。“壬辰倭乱”后,朝鲜对日本始终心存警惕,对其实行情报封锁,萨摩藩获取的中国情报总量较小。朝鲜获取的中国情报质量本就参差不齐,流入倭馆的过程中不免受到歪曲,而朝鲜官方提供情报时亦往往刻意隐瞒,萨摩藩入手的情报总体来看质量不高,存在严重误报的情况。对马藩的情报机关不在幕府直接管辖之下,情报在对马藩至江户问的传播速度较慢。但是,源自朝鲜的情报皆来自中国北方地区,具有北方情报的优势。尽管存在诸多不足,对于实行锁国政策的日本江户幕府而言,萨摩藩仍可谓是其重要的中国情报源之一。第五章探讨萨摩藩经由琉球王国搜集中国情报的问题。江户幕府时期,琉球同时被纳入在中国朝贡体制和日本大君外交体制中,处于中日两属的地位。萨摩藩藩主岛津氏因征服琉球之功赢得了在日本国内对琉球的专有支配权。在萨摩藩全面监控之下,琉球不但将中琉交往之事一一通报萨摩藩,而且在赴华朝贡使团归国后,定会派遣耳目官前往萨摩藩复命,并报告滞留中国期间的所见所闻。萨摩藩定期自琉球获取中国情报,并将其中重要事项以书面形式奏报江户幕府知晓。萨摩藩获得的中国情报量不大,但是,其情报皆源自琉球人在中国的亲历亲闻,准确度颇高。另一方面,受琉球朝贡周期的制约,加之琉球船只常受季风影响无法将情报按期送往萨摩藩,且情报在萨摩藩亦时常遭到延滞,故该藩中国情报周期较长,情报传播速度缓慢。时效性问题是该渠道情报的最大弱点。尽管如此,其中国情报仍因现地性和颇高的准确度而受到幕府的重视,幕府亦多次命令萨摩藩或直接通过琉球赴日使团,专门进行有关中琉关系、清朝内情方面的情报搜集活动。第六章是结论部分。江户幕府时期,日本深受“华夷思想”影响,鄙视清朝,未与中国建立官方关系,却在长崎、对马藩、萨摩藩三地设置情报搜集点,经由中国商船、荷兰商船、朝鲜、琉球王国四条渠道搜集中国情报。其中,唐船渠道最为重要,其他三条渠道的情报各具优势,皆对唐船情报起到了补充的作用。在此较为完善的中国情报搜集网络之下,江户幕府获取的中国情报种类多样,既有原始情报,又有风说情报,既有文字情报,又有实物情报,情报内容覆盖中国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领域。锁国政策决定了江户幕府的中国情报搜集方式在整体上是被动的,但其在搜集中国情报活动中显示出较高的主动性。日本江户幕府如此重视中国情报,原因主要可分如下四点：其一,江户幕府视清朝为政治上的重要对手,担心清朝颠覆其精心构建的“日本型华夷秩序”；其二,日本紧邻中国,担心清朝会像蒙古一样危及自国安全,害怕中日两属的琉球问题引发两国间的武力冲突而使自国陷入危险的境地；其三,清朝是日本江户幕府对外贸易中最重要的伙伴；其四,收集相关情报以为发展经济、改革幕政之参考。较为完善的中国情报搜集网络,加之较为成熟的情报处理机制,成为江户幕府及时制定、调整对中政策的保障。江户幕府一方面鄙视清朝,另一方面却又重视清朝。表面上似乎很矛盾,但鄙视清朝是从文化心态层面出发的,重视清朝是从现实层面出发的。这种看似矛盾性的对华观,正是日本江户幕府的涉华行为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