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共产主义革命实践不止是一场政治变革,更是一场对社会结构与社会秩序的重构。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作为革命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不断地对当时中国革命的性质展开分析与判断,而对中国革命性质的分析与判断,其背后乃是政党对当时中国社会结构与社会性质的深层判断。同时,在早期的革命进程中,这一判断又经历了从社会革命到民族民主革命再到民权革命的转换过程,并体现在政党的革命话语之中。这种革命话语的变化集中体现在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前后,深刻反应了当时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丰富的革命实践形态,既呈现出革命实态的复杂性,同时还从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不同政治力量对当时的中国社会的不同理解及实践。不惟如此,对革命话语的生产与调节,亦是政党构建与维系正当性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斯·韦伯的政治社会学学说中,一个重要的理论公式就是权威等于权力加正当性,因此,政党作为一种政治组织类型,其权威的正当性究竟如何构造,就成为了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议题。根植于历史社会学视域,在“事件社会学”这一分析思路的启发下,本文尝试从马克斯·韦伯有关权威正当性的理论视角出发,从“理念”、“时局”与“张力”三重维度剖析这种革命话语转变背后的复杂逻辑,解读同一历史时空中多重要素对历史走向的耦合作用,进而从政治文化的角度理解中国共产党的“社会革命观”。以上三重逻辑可以凝聚指向一个总体概念,本文称之为“革命阐释权”。首先,中国共产党有自身的信仰与政治理念,以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与世界共产主义革命体系的组成部分作为其革命阐释与行动的正当性,在对政党与社会大众关系的理解中明确自身的无产阶级政党性质并在早期革命中牢记其社会革命前途,坚持政党组织的独立性而且努力争夺革命领导权,以工农运动为重构社会的首要革命方式,并以民主集中制所建构的组织与纪律为政党组织力量保障。以上要素共同构成了中共政党思维中的底层逻辑,树立起中共坚信甚至辐射到其它群体的“革命真理”,也奠定了政党革命阐释权的理念根基。第二,在上述政治理念的指引下,政党根据时局形势与革命需要,不断调试着自身对马列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解、对中国社会与革命性质的判断、对与社会大众关系和阶级敌友关系的态度,不断更新着革命性质、任务与方式,并由此对革命话语的阐述内容及行动的具体策略进行调整,以应对复杂多变的具体革命与重构社会的需要。总体而言,中共在对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的判断与调试中,经历了从社会革命到民族民主革命再到民权革命的转变,在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理解与调控中以及在自身政党力量有限的情况下,依附于共产国际的革命支持与总体指令进行国共合作,并以实际革命效用为导向进行话语阐释及革命实践。这些形势判断下的策略定位成为了中共革命流变的动因,赋予了革命阐释权行动性与实践性逻辑。最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社会革命实质上可以理解为对19世纪中后期以来中国社会的总体性危机的系统回应,而在这一过程中,马列主义是同时作为意识形态原则和救亡图存的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存在的,并以革命理念的形态呈现出来。在早期革命实践中,革命理念与具体的革命时局之间,往往会产生一系列张力,而中共就是在这种对张力的应对之下不断完成政党的“自我革新”的:它会在与共产国际的互动中显现出政党自主性,灵活对待共产国际指令以消解困局,并在民主集中制与领导权威的保障下解决分歧、凝聚组织,最大限度保障革命力量,而政党通过对符合中国社会实际的政治话语的建构,不断澄清着自身对革命后的“新社会”的蓝图设想,并最终在对政党组织队伍的重建与正当性的重新阐释中重塑革命总体形态。在理念与时局的交互碰触中,革命阐释权也因之生成了调整维系革命的效用。中共的理念信仰、时局策略与张力处理三重维度共同构成了“革命阐释权”的生成要素,革命阐释权的主要特点又具体体现在下述方面:首先,革命政党有着明确的意识形态纲领,并将其作为应对总体性危机、完成社会革命的“真理体系”,并能以宣传、论战、造势推动自身的话语权向外辐射,从而对革命实践产生实质性影响。此外,政党能够结合理念信仰与现实时局,将革命的阐释表达转化为富有操作性与实践性的行动,又在行动的过程中根据现实境况动态调整阐释模式,不断提升理念信仰与革命实践的契合性。同时,中国共产党还在复杂的革命情势下,摸索出了民主集中制这一重要组织原则,并通过一些具体机制凝聚了组织力量,增强了政党统一性与行动力,保障了理念向行动的转化。最后,在面对每一阶段明确的革命指向与不断变动的时局任务之间的经常性“错位”问题时,中共能够通过将关键政治话语建构出清晰有序的阐释逻辑,最大限度化解这一张力,以实现对政党的愿景目标与当前的实践形势之间张力的调适。而当理念与时局的矛盾出现根本性张力以至于无法调和之时,中国共产党又通过对其正当性的重新阐释以及组织队伍的重新建立,来重塑政党的革命性质、任务与方式等革命形态。由此,对早期共产主义革命时期“革命阐释权”这一问题的深入讨论,实质上亦是对马列主义中国化这一重要理论议题的社会学分析——它既有助于我们从政治文化的角度理解中国共产党的精神气质,探求其对自身权威正当性的建构与维系过程,也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由政党所领导的“革命”的内在动力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