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虽然设立了个人信息合理使用制度,但是由于该项制度产生于数字经济时代,《民法典》只对个人信息合理使用制度进行了框架性规定,《个人信息保护法》也并未对个人信息合理使用制度进行较大程度的完善,因此该项制度目前仍处在初步建设阶段,相关制度细节仍亟待完善,实践中的抖音案、杨某某诉山东省肥城市房产管理局案都反映了个人信息合理使用制度仍存在一定的法律问题。首先,个人信息合理使用制度内涵尚未界定。由于法律没有对个人信息合理使用进行明确界定,因此理论界在制度内涵的界定上存在较多争议,个人信息合理使用制度应当区别于经权利人同意的许可使用,也不同于匿名化处理使用,且不必然排除商业利用,个人信息合理使用制度应当是指在不给个人信息权利人造成不合理损害的前提下,出于合理的目的和用途,可以不经权利人同意对民事主体个人信息进行使用。其次,为公共利益合理使用个人信息的情形需要进一步明确。目前我国法律只笼统规定了为公共利益需要可以合理使用民事主体的个人信息,但是公共利益的解释空间过大,在司法实践中难以达成一致,因此可以将为维护公共利益合理使用个人信息具体分为为维护国家利益的合理使用和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合理使用,进而在比照域外相关领域立法并且界定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内涵的基础上分别阐述为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合理使用个人信息的具体情形,为维护国家利益的合理使用可以包含为维护国家安全、国防等的使用,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合理使用可以包含为维护公共安全、经济或金融利益、数据产业发展等的使用。最后,法律规定的为民事主体利益合理使用个人信息的规定不够完善。《民法典》只规定了为该自然人利益可以合理使用个人信息,且没有对具体情形进行细化,《个人信息保护法》虽然对合理使用保护的主体范围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扩充,规定了在某些情况下可以为其他民事主体利益合理使用个人信息,但仅限于极个别情形,为民事主体利益合理使用个人信息的情形仍然较少,因此需要对为民事主体利益合理使用个人信息的情形进行丰富,应当对为该自然人利益合理使用个人信息的情形进行细化,具体可以包括为实现数据主体请求、紧急情况下无法取得数据主体同意时为维护其利益的使用等,还应当对为其他民事主体利益合理使用个人信息的情形加以扩充,包括为控制者或第三方所追求的正当利益以及为合同签订与履行的使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