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术之于先秦儒家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其重功利的实用性思维方式的连续性,此于其美学思想亦极为明显。无论是其礼乐观、文艺观,抑或是自然审美观,皆深受巫术思维方式的影响。作为先秦儒家思想从孔子经孟子到荀子转变的主体,正是基于时代环境的变化而做出相应的调整,但是却始终无法摆脱巫术思维的影响,以致荀子之后,汉儒则落入“宇宙”论的体系之中。形成此种实用思维方式连续性的原因在于从周公制礼至孔子创建儒家,华夏文明巫术的理性化并未完全拒斥巫术,而是将其人文化,从而使其思维方式并未发生根本性的转换,此亦影响了传统学人的生活、行为方式。故而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论述:第一章主要论述巫术以及华夏世界巫术的演变,最后以周公制礼为结尾,主要因为周公制礼作为儒家的精神来源,同时作为巫术理性化的开始,进而引出先秦儒家;第二章则从先秦儒家的礼乐观、文艺观及其流变过程。儒家之推崇礼乐、文艺不仅仅在于其对人、社会的规范功用,更在于其对人的“德化”意义,此种功用则源于巫术“交感”、通的思维。礼乐、文艺在巫术时代乃为沟通天地、鬼神的工作,其不可避免具有某种神秘性和权威性,故而具有规范和教化功用。德之于儒家学人,同于卡里斯马之于巫师,两者共同作为神秘性的资格存在,故而言士为巫师的继承者;第三章则重点探讨先秦促成巫术与先秦儒家思维方式连续性的成因,主要从自然地理环境和生产方式展开论述。之所以华夏文明巫术的理性化极为特殊,很大部分原因在于长江、黄河流域优渥的自然地理环境,对人口的集中、农业生产及其组织、扩大化极为有利,而巫师阶层则在此过程中借助其组织能力促进了文明的产生和发展,其同样影响了此后儒家的思想史,包括美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