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E待遇作为东道国给予外国投资者的待遇之一，最早出现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其广泛应用则是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所签署的双边投资条约中。F&E待遇与其他国际法待遇标准的关系并不明确，它经常被视为国际最低待遇标准的一部分或者直接等同于该标准，晚近的国际立法和仲裁实践则倾向于将其解释为一项独立自主的外资待遇标准。F&E待遇标准的内容也并不确定，从国际仲裁的实践来看，充分的保护与安全、透明度、正当程序、投资者的合理期待等是经常考虑的因素。在投资仲裁实践中,早期的NAFTA仲裁过分倾向对投资者的保护，对F&E待遇采用了宽泛的解释方法，扩大适用该待遇标准。FTC解释出台以后则开始谨慎适用F&E待遇，其内涵也得到不断的丰富和发展，产生了司法公正、透明度、非专断、非歧视原则、投资者合理期待等内容要素。而ICSID仲裁庭对F&E待遇标准的考量过程，是从最初简单的条约引用到针对特定案件的实体要素分析、从单一要素的判断到分析多种要素的不断充实和发展的过程，并逐渐青睐从条约缔结的目的上来解释适用F&E待遇标准。随着国际投资自由化浪潮的不断推动，F&E待遇标准从片面保护投资者利益向兼顾国家权益与投资者利益的方向发展。而纵观中国BIT缔约实践，其序言简单，F&E待遇标准措辞不一、内涵模糊，以及缺少必要的适用规则和安全性条款等问题依然比较突出，这些不足隐藏着中国将来涉诉仲裁的风险。要应对这些风险，应该考虑选择适用ICSID争端解决机制，排除F&E待遇的可诉性；完善条约序言，增设必要的安全例外条款，突出东道国合法权益保护之目的；理清F&E待遇与其他待遇、原则的关系，保证该条款的独立地位；合理界定F&E待遇的内容要素，根据缔约实际将少有争议的专断性判断、正当程序等内容作为该待遇标准的适用规则予以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