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环境作为人类生存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其问题不断涌现，大气污染、水污染等各种环境事件被频繁曝光。面对这种情况，社会各界在追求自身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开始不断加强对中国环境问题的关注，而作为各种环境问题的主要承担者，企业尤其是重污染行业类企业的环境责任履行情况理所当然就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通常，人们对企业方面环境责任履行情况的判断主要来自于企业在年报等各种公开资料所披露的环境信息。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加强对中国企业尤其是重污染行业类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影响因素方面的研究就显得意义重大。
　　本文将制度理论引入传统的信息披露研究中，在合法性理论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基础上对制度压力、媒体关注和环境信息披露的关系进行理论分析。在理论分析制度压力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关系时，本文从规制压力、规范压力和认知压力三个方面入手，规制压力、规范压力和认知压力越大，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越高；在理论分析媒体关注的调节作用时，将媒体关注中形成的媒体报道分为正面和负面两个维度，分析其各自的影响，分析认为正面报道由于合法性压力、影响投资者期望以及企业形象等原因会促使企业提高环境信息披露水平；而负面报道往往由于媒体的有偏动机以及权力寻租使得企业关注短期影响，牺牲短期利益，采取短视行为，通过支付一定“封口费”购买媒体的正面报道来应对公众压力，也不愿从源头上通过风险高、难度大、短期收益低的实质性绿色转型来提高环境信息的披露质量和水平。
　　实证研究中，本文选取2012-2016年深市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并对样本进行筛选和剔除，最终对670家企业共计3350个样本观测值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显示，制度压力对企业施加的影响越大，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也就越高。而媒体关注使企业以正面或者负面的形式进入到公众视野，正面和负面的媒体报道从而在制度压力对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中起到了调节作用。正面的媒体报道在这一影响中起到了一定的正向调节作用，而负面的媒体报道反向调节这一相关关系。稳健性检验中也证实了基本回归结果。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总结结论并给出对策建议，具体如下。首先，增强外部制度压力，充分发挥制度的监督作用；其次，加大对企业在环保方面的正向报道力度，发挥媒体治理作用；最后，减少媒体寻租，防止媒体和企业“共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