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理性的动物，其理性就体现在对于“知”的追求。自人的语言出现开始，人之为人的存在就是一种语言性的存在。语言使人能够不依赖“做”，而通过“说”而“知”，从而大大地、深刻地拓展了“知”的途径，导致了辉煌的物质与精神文明的产生。人类的文明是“说”出来的。语言与世界的异质同构性使得人能够用语言来把握世界事物，而这对于全人类来说，是具有普适性的。以“说”而“知”的对象可以是具体的物、物的概念意义，以及语言本身，人的概念思维就体现为语言性认知操作的不同模式，每个模式都各有其特点，具有自己的语义形态：一、具体实在模式：此模式的问题是“这是什么(What is this)”；其中的“这(this)”是物指性的。人追问“这一个”对自己意味着什么，着眼于事物给人的现象性体验。在这个模式中，对于“这一个”的语义验证具有刚性。二、抽象概念模式：此模式的问题针对“这一个性”(简称为“这个性”)。“‘这个性’是什么(What is thisness)”中的“这个性”是观念性的(conceptual)，是一个“这一个”之为“这一个”的本质属性概念，而不是事物现象本身，其所关注的是物的现象反映着什么样的本质属性。在这个模式中，对于“这个性”的语义验证只具有弹性。三、纯语言反思模式：在“‘是’本身是什么(What is‘IS’)”中，“‘是’本身(Being)”则是语言逻辑性的，人对于“‘是此’之为‘是此’”的意义确定性的追问概括了前面两种形态的追问，并且超越两者而进入了纯存在意义(being as being)的思辨。在这个模式中，“存在”的意义无法经验地验证，只能进行语言逻辑的审查。这就是说，依据语词所指意义的物性关涉度和可验证性，我们可区分出现象意义、本质意义和存在意义三种语言认知操作模式。人的生活实践所带来的“知”为人的思维的抽象化发展提供认识的出发点，为认识事物本质的“知”提供了可能性基础，而形而上理性思辨则使人的思想认识尽可能地具有准确性和可靠性，让人关于世界与人自身的知识逼近真理性，而不仅仅满足于实践经验的真实性。这样，人就更加具有理解“真”、欣赏“美”并实践“善”的能力。作为思维认知操作的一个模式，纯语言性认知操作模式是全人类普适的。所有民族都能够进入纯语言性反思的模式，它使得思辨理性能够在任何民族中诞生，只不过由于语言的个性差异，各个民族的语言思辨进路可以不同。哲学作为思想思想的思想，所追问的正是人如何才能保证所“说”之“知”为真。因此，哲学必然会与语言密切联系、纠缠在一起。中西哲学从一开始也的确都对语言给予了高度重视。所不同的是，西方语言的形式化结构特征与西方哲学求真知的取向非常契合，十分有利于西方哲学家直接从语言中就“是”与“真”的问题进行思辨：因而西方哲学从一开始就走上了在语言中盘旋的思辨理性道路。由于语言的原因，中国先秦哲学一开始虽然重视语言，但并没有进入纯语言性思辨。不过，先秦哲学由对“名”与“实”、“言”与“行”、“言”与“意”，即语词意义的来源、语言的社会作用等问题的争论也曾来到了对“名”的意义确定性本身的思辨性分析。先秦名家的纯语言性思辨正是诞生于中国哲学的第一场大辩论，即“名实之辩”这一关于语言问题的社会思潮之中。“名”的语义分析本应是中国传统哲学通向思辨理性的古汉语特色之路。先秦“名实之辩”既然由“正名”所引起，而且导致了关于“名”与“实”的意见的种种不同，甚至截然对立的观点，那么逻辑上说，总会有人出来追问“名”之为“名”这一问题本身。是“名”规定“实”，还是“实”决定“名”；“名”的意义是由经验验证来确定的，还是因意在言外而只能领悟。如此等等重要问题，在“名实之辩”中，儒、道、墨等进行了长时间争论。那么，人们用语言所说的到底是什么，如何能够确定所言之“是”之为“真”?这个问题理当有人注意到并且提出来，促使人们对人能否用以及如何用语言把握世界这一根本性问题进行理性反思，把先秦哲学思想带入纯语言性反思模式。先秦“名实之辩”对语言的高度关注，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对于语言本身的理性反思，这就是名家之所以出现的历史原因。本文以语言哲学的框架，对名家的“诡辩”命题进行了新的解释。具体地说，本文是从“使用”与“提及”的区分的角度入手，审查、解释名家命题的。本文认为，“使用”与“提及’’所区分的是语言的实质性使用(即“使用”)和形式性使用(即“提及”)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语句分析框架。实质性语言框架所表现的语言性认知操作是与实在有直接或间接关联的，其意义具有刚性的或弹性的可验证性；而形式性语言框架所表现的则属于纯语言性的认知操作，是在语言中的逻辑盘旋，与现实事物或事件没有必然联系，其意义不具有可验证性，只能以纯逻辑方式进行分析和审查。在一个命题中被“提及”的语句因此超越了其具体的物指作用，不限于具体的事物，而成为了思想的对象。对被提及的语句的分析也就是无涉于具体物指的纯语言性分析了。现代语言哲学家对“使用”与“提及”进行区分，展现了他们的哲学智慧。同时也说明，这种区分不仅仅是技术性区分，而且确实含有实质性的语言哲学价值。这个价值对于古今哲学家来说应该是一样的。先秦名家也可能利用这个区分来进行哲学思辨。在先秦名辩思潮中，名家很可能已经注意到了语言意义本身的问题。从这个视角出发，本文提出：名家那些被视为诡辩的语句也极有可能是名家对其中语词的“提及”使用，反映了他们的关于语言本身的哲学自觉。据此，本文的第四、五两章分别对惠施的“历物十事”和“辩者二十一事”以及公孙龙的“白马非马”、“二无一”等“诡辩”命题一一进行了新的解释。从本文的解释可以看出，名家的“诡辩”命题完全不是诡辩，而是从对“名”的意义确定性追问中产生的思辨理性思想；其思想具有着三大特征：1)对传统、常识的悖离与挑战；2)与现实无直接关涉的纯语言分析性思辨；3)具有汉语特色的对于“是”与“真”的追问。名家的哲学即不涉及具体的事物，也不涉及具体的思想论题，而是专注于人的思想概念本身的原则和规定性、以及人所“说”之“知”的普遍性、必然性和确定性。名家所追问的不是“名”的真“实”性，而是“名”的真“理”性，其方法是分析性的。名家对于“名”的“专决”，所踏上的就是古汉语通向思辨理性的道路。如果名家的思想没有受到学术及政治专制的双重打击，中国哲学史可能原本可以证明，名家所走的是一条具有古汉语语言分析特色的理性思想发展进路。西方语言哲学的诞生以本体论和认识论哲学传统为基础，而中国传统哲学发展出类似于西方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或其他什么论)的哲学理论则很可能是在这样的发展进路上的语言哲学基础上诞生。假如当时的主流学派学者们能够多一份宽容，对于与己相异的学术观点采取在理解基础上的批判态度，而不是用建立在实用主义和语用主义误解基础上的歪曲来攻击名家，并借助专制暴力消灭名家，而是采纳名家对于“名”的意义确定性的分析方法来对于什么是“道”、“仁”等语言概念进行追问，那么中国古代哲学中诞生思辨理性思想是完全有可能的。“道”之为“道”、“仁”之为“仁”的本质规定性是什么?“道”、“仁”既是语词之“名”，则应当有其“指”，那么其所指在哪儿?如此等等，追问下去，中国传统哲学很可能在语言中盘旋出西方哲学意义上的本体论和认识论之类的理论。古汉语虽然没有系词“是”，但以“X是Y”为结构的思想命题是完全可以用古汉语陈述句表达出来的。比方说：“道者，无也”：人们也完全能够用“‘道’者，何也”的问句形式对形而上的概念进行意义追问。这样的追问很可能导致某种形式的“何指之学(What-ology)”的诞生，中国传统哲学也很可能具有自己的没有“是”的“是论”。然而，名家的语言哲学思想没有能够引导人们走上逻辑分析的道路，进而促进思辨理性在中国哲学中出现，反而落到了后继无人的地步。这完全是“经世致用”的思想取向和封建专制政治的双重压制、打击直接造成的。名家之后，再也没有人从语言分析中提出哲学问题并力图在语言中求解哲学问题。结果，中国古代思想中思辨理性思想最终没有得到确立。这不能不说是中国传统思想界的一大遗憾。虽然本文以自己的语言框架，较完整地重新解释了先秦名家的“诡辩”命题，但鉴于名家思想研究的难度和复杂性，本文并不宣称对名家“诡辩”命题提供了唯一正确的解释，也没有任何一锤定音的念头。但是，本文的写作将为名家思想研究提供解决问题的另一条思路，至少可作为一块引玉之砖。对此本文作者确有信心，因为哲学探索的价值不在于提供终极答案，而在于其研究的独特的视角与智慧。答案往往不是永恒的，而哲学的智慧却是常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