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共含绪论、正文和结语三部分,其中正文共分五章。绪论部分叙述了本文的研究意义、研究现状、前沿性和创新性分析以及研究方法、条件、难点等内容。除当年青年知识分子去延安这一主题外,本文还涉及知识分子理论、中国共产党当时的知识分子政策等问题,因此对这些问题的研究状况,进行必要概述。创新性主要体现在研究时段的创新性,即主要是抗战初期；研究对象的群体性,即主要是对青年知识分子群体而不是对某个人研究；研究目的的现实性,即通过研究抗战初期青年知识分子赴延安历程,可以为解决今天我们面临的理想信念缺失问题提供历史镜鉴。在研究方法的运用上,本文采取历史和逻辑的统一、综合和分析的统一、典型个案和整体概括的统一、研究具体行动和进行心理分析相统一等基本方法,主要通过对中共有关重要文件、领袖选集或文集、纪实性作品、学术著作、亲身访谈、日记、回忆录等相关资料的深入把握分析,得出符合史实的结论。本文的研究也具有一定的难度,主要是涉及到的资料分散、琐碎,个别回忆录的有关内容难辨真伪,而从数万去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中选取典型人物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并且现在健在的当年去延安的知识分子人数很少,可供访谈的对象不多,这就使访谈不能不具有局限性。本文第一章第一节叙述了知识分子的有关概念、内涵,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所处时代背景、面临任务及有关特征,中西方知识分子的差异及结果。还从时间、空问、年龄和文化程度等四个方面界定了抗战初期赴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即时间段上是指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2年的延安整风时期,主要是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到1939年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前夕；从空间上,主要是指赴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从年龄段上看,这些青年基本上在十五六岁左右以上；文化程度上看,主要是中学及以上文化程度,包括进入中学后由于抗战等因素学业中断的学生。第二节论述了抗战初期去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在数量、身份及地域来源等三方面的基本情况。据统计抗战初期赴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达到四万人左右,这些人出生出身于华侨、地主官僚、军阀、资产阶级、小所有者、教师、农民等不同家庭；就教育背景看,他们中有很多毕业于自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中国大学等中国当时的一流大学,但总体来说,去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就职业状况来说,大部分是青年学生,也有很多是参加了左翼不同界别组织的左翼文化工作者或深受左翼文化影响的文艺工作者、青年工作者、旧社会的小职业者或小知识分子以及爱国华侨、归侨等等。从地域上看,抗战初期赴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大体来自海外、沦陷区、国统区和各抗日根据地,体现了青年来源的广泛性。青年知识分子去延安这一历史现象是在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及国共两党对青年的影响的大背景下发生的,这一现象和背景之间具有深刻的逻辑关系。因此第二章分别论述了青年知识分子去延安时面临的国内外形势、一二·九运动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各自的方针政策及对青年知识分子政治选择的影响。在抗战初期,美苏英等当时的世界大国对日本侵华基本持绥靖态度,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导致了蒋介石集团对日采取妥协退让态度,蒋介石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不得人心。华北事变使中国面临亡国灭种,而一二·九运动则掀起了全国性抗日高潮,此时蒋介石集团除了抗战之外已无路可退。国共两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抗战初期的国民党集中精力于正面战场,而对青年知识分子去延安基本没有过多阻挠。就国共两党方针政策对青年知识分子的影响看,中国共产党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倡导者对停止十年内战,凝聚全国力量一致抗日做出了突出贡献,制定的全面抗战路线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及取得的一系列胜利使青年知识分子看到了抗战的光明前景,而进行的边区建设及一系列成效也强烈地吸引着青年知识分子。国民党实行片面抗战路线使中国承受了不应有的巨大损失,在政治上实行独裁统治,排斥和迫害民主人士和青年知识分子,经济上利用特殊的政治地位和掌管的垄断企业垄断贸易,助推了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使国统区的老百姓生存艰难,这一切不能不影响着人心所向和青年知识分子的政治选择。第三章论述青年知识分子赴延安的客观因素。主要包括中国共产党知识分子政策的吸引、左翼文化及影响、抗日救亡运动启蒙及先进人物的引领感召等因素。长征结束到达陕北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汲取党的历史上因为歧视、排斥知识分子导致革命事业受到严重挫折的深刻教训,及时调整了知识分子政策。没有对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就不可能在抗战初期吸引那么多知识分子到陕北,也就不会有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整体素质和力量的提升,中国共产党也就不可能由弱变强。左翼文化引导相当一批青年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信仰,这对他们的政治选择起了重要作用；发展壮大进步文艺团体,广泛吸收了进步青年；转变斗争策略,锻炼培养青年知识分子队伍,这在很大程度影响推动了他们走向延安。抗战初期全国范围蓬勃开展的抗日救亡活动、青年知识分子所受早期教育及思想文化熏陶等因素,对青年人抗战意识、决心、行动的形成与发展乃至做出赴延安的决定同样有重要推动作用。先进人物的帮助或影响示范对不少青年知识分子去延安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其中有共产党的领导人、老一辈革命家或社会活动家的直接帮助或引荐；更多的是在已经赴延安的青年感召下或是在身边的先进青年知识分子的影响带动下去延安的,这就是说,先进人物的帮助、影响和示范带动效应在促使这些追随者去延安起了很大的作用。第四章论述使青年知识分子赴延安的个人因素。很多青年知识分子选择去延安是理想信念原因,他们明知延安极端贫困,又地处华北抗日前沿,安全没有多大的保证,还是义无反顾赴延安,体现了对共产党的坚定信念；还有不少青年知识分子是基于共产主义理想而去延安的。追求新生活和个人发展也是重要的个人因素,沦陷区的知识分子不愿意苟活在日本统治之下,失去生存发展的空间；国统区的青年知识分子在国民党执政当局的挤压下生存发展艰难,为追求新生活和个人发展去延安。家庭、老师、朋友的影响也是许多青年知识分子去延安的重要原因,他们受家庭浓厚革命氛围熏陶,受到亲戚朋友革命活动的耳濡目染积极参加救亡活动,培养了民主意识和革命精神；求学时又受到进步思想教育而走上革命道路；早期生活、婚姻及安全因素是另一个影响青年去延安的重要因素。第五章探讨的抗战初期青年知识分子赴延安过程,主要包括赴延安的准备工作、经济来源和一路经过等内容。国统区的青年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去延安,人数极少,原因是国统区统治秩序相对稳定,好多青年知识分子无须迁移；在全面抗战爆发后去延安,主要由个人做准备工作,大量的是这种情况。由沦陷区出发去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中大量的属个人行为,而因工作需要等原因由党组织负责安排或调遣去延安的毕竟是少数,因此大多数青年知识分子是靠自己完成去延安的准备工作的。由其它抗日根据地赴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通常是党组织安排或调派到延安工作或学习的,这些青年知识分子肩负着一定的学习或工作任务。也有部分青年知识分子对去延安追求抗日救亡真理抱有强烈的愿望和信念,并得到抗日根据地党组织的支持前往,准备工作大体上以根据地的党组织安排为主,个人服从配合。文中分析探讨了青年知识分子去延安的路费来源情况,主要是由组织负责还是来自个人筹划。组织负责包括：由党组织、民先队以及各种群众团体等负责安排路费,个人筹划主要是指个人通过家庭、亲戚、朋友等社会和家庭关系筹划路费。此外还有既不是组织主动负责担负的费用,也不是个人主动筹划的费用,而是受赠得来的费用；还有的路费是由组织和个人共同负担。前两种情况占青年知识分子赴延安路费的主流。本章还分析探讨了去延安的一路经过,即通过什么途径或渠道去延安,沿着什么样的路线行走,需要办理和经过什么样的程序,有什么样的酸甜苦辣,赴延安之路顺利与否,如果不顺利是否还遇到什么曲折,面临什么风险挑战,又是如何战胜这些风险挑战的。通过对一路经过的分析探讨,更全面地反映青年知识分子去延安路途上的真实情况。结语简要分析了青年知识分子刚去延安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情况,也提及了个别青年知识分子到延安后又离开的情况,这是对抗战初期青年知识分子赴延安历程的进一步充实和补充,客观反映了他们的整体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