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财政部颁布的新金融工具相关会计准则将预期信用损失模型正式推行,对于企业的预期信用损失模型,参照指标包含历史交易数据信息,同时也要考虑未来的前瞻信息数据,对金融资产减值进行更为全面、及时的判断,对于金融资产减值的会计政策而言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在预期信用损失模型应用后,一方面上市公司金融资产计提减值范围将被扩大,另一方面信用风险损失的确认时点也将会提前,这可能导致新金融会计准则实施前后非金融上市公司应收款项减值损失的计提出现上升,同时会给企业计提信用减值损失带来一定的主观性和盈余管理空间。本研究以预期信用损失模型的实施为背景,以双重差分模型为工具分析新金融会计准则实施的政策效果,即执行新金融会计准则的公司的盈余管理水平与计提应收款项减值损失之间的相关性是否上升,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类型以及分析师跟踪对于盈余管理水平与计提信用减值损失之间的调节作用,进一步拓展盈余管理的内外部治理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预期信用损失模型的应用提高了应收款项减值损失计提比例与盈余管理水平的相关性,意味着新金融会计准则的运用给企业提供了更多盈余管理的空间。将盈余管理水平进一步分解为正向和负向的可操控性应计利润额,对于可操控性应计利润额为负的企业,预期信用损失模型的应用显著提高了应收款项减值损失计提比例与盈余管理水平的相关性。（2）考虑内外部治理的抑制因素,对于可操控性应计利润额为负的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和分析师跟踪显著降低预期信用损失模型的应用带来的应收款项减值损失计提比例与盈余管理水平的相关性水平。在不区分可操控性应计利润额正负的情况下,内部控制质量、分析师跟踪和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因素对于降低预期信用损失模型的应用带来的应收款项减值损失计提比例与盈余管理水平的相关性水平均不显著。新金融会计准则引入的预期信用损失模型对于研究应收款项减值与盈余管理关系提出了新的挑战。预期信用损失模型在提高盈余管理水平与计提应收款项减值损失之间相关性的同时,典型特征表现为可操控盈利利润额为负的企业应收款项减值损失计提比例与盈余管理水平的相关性更高,相关性抑制因素中四大会计师审计的作用弱于内部控制质量和分析师跟踪。在新金融会计准则实施的过程中,应更加注重建立完善上市公司内控制度,尤其是结合企业自身运营模式、上下游收付款账期等特点完善对于信用减值损失计提的可操作性标准,并细化企业内部控制制度中针对金融工具的信用风险管理目标、流程和量化方法,避免企业根据自身盈余管理水平主观性计提,抑制企业因盈余管理动机而随意计提信用减值损失。券商分析师等外部机构亦应当在监督企业建立金融资产减值损失计提标准上发挥外部治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