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前后,哲学面临着严峻的困难和挑战,自然科学与实证主义,经验主义和感觉论联手,要置哲学于死地而后快。随着自然科学快速地的发展,近代哲学在人类社会文化中的合法性遭遇到了最严峻的挑战。为了使哲学走出因科学的快速兴起而导致的危机,改变哲学自身在人类社会中软弱无力的地位,哲学就必须深入细致地去理解考察科学,就必须变革自身。杜威认为,要使哲学走出危机,就必须让哲学放弃与自然科学对抗的态度,从根本上认识到哲学与自然科学不是竞争的关系,而是有益的合作伙伴关系。在杜威看来,仔细深入地理解研究科学是改造哲学的关键,哲学与科学的对抗不仅无助于哲学走出困境,反而会加速哲学自身的衰落,承认自然科学的成功并去真正理解自然科学是必要的。杜威敏锐地发现了当时的美国哲学这样一种困境：一方面是哲学家们正在努力表明各种哲学观之间的细微差别；另一方面,普通大众又迫切的需要哲学家回答哲学究竟对我们的现实生活能够提供什么有价值意义的东西。杜威指出,这种困境的出现是由于对哲学性质的不同理解造成的。不仅美国当时的专业的哲学家,而且传统的哲学也持这样一种观点,哲学的首要目标是要获得关于存在的知识,这种知识比科学知识更为基础和广泛,能够为科学知识提供可靠的真理保证。但是,普通大众却认为,哲学应当是关注我们现实的社会生活,关注我们的价值评价标准,关注那些在我们认识之外的道德事物,而这些却恰恰是当时美国哲学家们所普遍忽略或有意回避的。哲学关注与大众所关心的问题背道而驰,哲学就渐渐不被大众所信任,所以就应该对哲学进行改造,来解决哲学所面临的这种困境。杜威对价值哲学的改造,本质上就是要把哲学从一种外在于人类社会的理论,改造成为人类社会生活的应用工具。对杜威哲学研究在当代中国有着重要的意义。首先,对杜威哲学的重新研究有利于中国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更为全面和深刻的理解；其次,对杜威哲学的重新研究有利于中国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最后,对杜威哲学的重新研究有助于建设和谐社会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本文先从19世纪传统哲学所面临的困境入手,继而分析杜威与哲学的价值论转向的关系,并试着分析杜威的解决哲学困境的方式,从而引出杜威对价值哲学的三大改造,最后论述说明杜威价值哲学对美国和中国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