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闹”是中国传统身份社会纵向支配世界中的横向抗争;或者说,“闹”是从身份“意志世界”,向契约“意思世界”变迁的暴力抗争形式,即“闹”行为由把上、下纵向支配关系,改变成横向平等交涉关系的内在特质。逻辑思路以会意字“闹”为贯穿全文始终的主线,剖析“闹”的两个构成元素市和鬥,揭示出“闹”的文化原罪,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闹”行为,宏观上可以改朝换代,中观上可以形成制度,微观上能够私力救济。“闹”具有挑战纵向身份秩序、抹平身份差异的横向抗争功能,同时,市鬥为“闹”,“闹”中之市和“闹”中之鬥,都具有培育契约精神和规则意识的潜在价值,“闹”天然的市井社会、市场自治特质,为法治生成培育了世俗文化的社会根基。总体上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属于“闹”问题的提出和基本理论分析,包括第一章和第二章;第二部分属于“闹”的实证案例和社会作用,包括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第三部分属于对“闹”的理论升华,包括第六章。三个部分之间既有线性的递进关系,也有非线性的交叉交错关系。第一章“闹”源起,“闹”是会意字,市鬥构成“闹”,“闹”与市的密切联系,反映在文化上就是市井“闹”文化的出现,市和鬥是“闹”的构成元素,又具有文化原罪色彩,“闹”吸纳了市和鬥的两种原罪,导致“闹”之中蕴含着事实与价值的内在冲突。“闹”的根基是商品经济和市井社会,文化上属于低俗、低贱、低级的市井文化,与庙堂文化、田园文化形成鲜明对比。第二章“闹”的法理解读,从当事人角度看“闹”,就是争,从第三人角度看“闹”,就是“扰也,不静也”,许慎是站在第三人视角解释“闹”的。从契约意识、平等观念的角度看,“闹”是法治资源,从私力、暴力的救济方式看,“闹”是法治短板。传统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纠纷是“闹”行为的逻辑前提,“闹”作为解决纠纷的私力救济方式,直接性和暴力性是其两个突出的特征,作为私力救济的“闹”可以分为公法上的“闹”和私法上的“闹”,程序性的“闹”和实体性的“闹”,调侃关系的“闹”和纷争性的“闹”。“闹”的合法性可以分为目的合法性和手段合法性。“闹”行为所制造的“闹”状态,具有暂时的混乱、无序、平等的客观效果,与西方的自然状态假设相比,“闹”状态更具有真实性,但“闹”状态表现出的是暴力,自然状态推导出社会契约。第三章私法“闹”案,传统中国没有公法私法的概念之分,但有私法性质的社会关系,民与民之间的纠纷,用“闹”的方式来救济就可以称为私法上的“闹”,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亲属之间的“闹”,另一类是非亲属之间的“闹”。官府对于私法上的“闹”案,一般采用刑事的方式来应对,也就是以暴制暴的模式。第四章公法“闹”案,传统公法上的“闹”案,根据当事人与公权力的关系,大体上可以分为官与官之间的“闹”,官与吏之间的“闹”,官与绅之间的“闹”,官与民之间的“闹”,官与兵之间的“闹”。官府对于这些“闹”案,主要采用以暴制“闹”的压制方式应对。第五章社会治乱中的“闹”,传统社会中也有富有生命力的社会自治形态,市井社会、市场活动就是典型,市井生活的热闹,诞生了“闹”市的概念,确立了市场自治的地位。“闹”在传统社会中,有时能够更迭政权,有时能够催生法律制度,有时成为私力救济方式。第六章“闹”的法治反思,传统社会中既有依据实体法的“闹”,也有依据程序法的“闹”,反映了“闹”的规则意识。“闹”中之市,培育契约精神,“闹”中之鬥,隐含规则意识,这都是法治因子。“闹”的暴力倾向,具有社会危害性。传统中国的市井社会,在一定意义上具有西方市民社会的法治功能,随着商业自治组织的增多,契约实践的发达,平等、合意、自治、民主等价值观念逐渐增强,法治就会在市井社会中萌芽。“闹”在中国社会中,不仅是一个文字问题,还是一个文学、文化问题,更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法治文明问题。正如“闹”字所昭示的,法治社会就必须对市场充满尊重,对争执、争议、争论、争辩充满宽容,用理性的规则意识,取代你死我活、胜王败寇的暴力(暴戾)支配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