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的小说《秦腔》自发表以来,就一直被评论界认为是“原生态”地反映乡村传统形态消亡趋势的作品。然而由于多数论者往往从作家意识内部出发来分析文本,则本文通过对《秦腔》文本进行“症状阅读”,发现小说文本中存在的“错位”,旨在进行一种去意识形态中心的批评,达到对文本客观存在的认识。小说《秦腔》的错位之一在于,《秦腔》文本的形式一方面以农民的视角和碎片化的叙述使文本远离“理念”的阐释,另一方面又以雅俗二元的意识形态将叙事碎片整合成中心的叙述,使“原生态”的文本成为意识形态的文本。小说文本错位之二在于,文本的形式一方面赋予叙述人引生智慧、道德和自由的能力,从而确保一种全知全能的叙述权力;另一方面,全知全能的叙述背后又存在着无意识的“另一种场景”——全知全能的叙述主体遭到了大他者的阉割,丧失了主体的中心地位,被迫处于边缘。这两个方面并置在文本中。这种并置以一种艺术的形式,使主体的中心地位变得可疑,使人“看到”、“察觉到”(而非认识到)主体的自我认同的想象性质以及雅俗二元对立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性”。文本的错位之三在于,一方面,文本以叙述人引生所认同的少数人象征乡村传统,以他们命运的悲剧来反映乡村传统消亡的趋势,另一方面,文本实际呈现的并非乡村传统的消亡,而是“另一种场景”:知识分子由于受到了现代化所代表的他者的阉割,丧失了主体中心地位,他做出种种尝试以寻求身份认同,将自身误认为传统士人和农民,从而试图回归中心,但这些尝试仅仅是欲望的替代性补偿,回归中心的欲望终归于失落。《秦腔》文本处于启蒙主义的意识形态框架下,贾平凹的写作可以被视作启蒙主义知识分子经历了 80年代的历史“主体”地位的享有和90年代“主体”地位的丧失后,在回归历史中心的欲望驱使下寻求身份认同的尝试。错位之三的发现使我们来到拉康的“实在界”,认识到驱使作者写作的原初欲望即知识分子回到历史主体位置的欲望。这一欲望已经提前决定了文本的形式即解决办法,也提前决定了文本中会发生的错位。在现实中发生的历史是一个无主体的过程,知识分子从来都不是历史的主体,所谓“从中心滑向边缘”的过程,其实是一种关于“知识分子作为历史主体”的意识形态的瓦解过程。但是,这一意识形态的瓦解并不能使启蒙知识分子处于意识形态的真空从而直接体察现实的本来面目;在这一意识形态瓦解之际,被这一意识形态传唤而成的“主体”破碎,知识分子被抛入无尽的寻求身份认同的过程之中,他仍然处于这一意识形态的内部并试图重回这一意识形态所赋予他的“主体”位置,以修复这一意识形态。这一意识形态的瓦解与启蒙主义意识形态的失效是紧密相关的,我们可以从中发现启蒙知识分子与人民关系的新的变动:在这之前,启蒙知识分子通过将人民当作启蒙的对象来确认自身的主体地位,但当这一意识形态瓦解之际,启蒙知识分子已经不能作为主体来启蒙人民,只能以种种无实质意义的、仪式化的实践,通过将自身与人民相区别以确认自身。从《秦腔》文本和批评家的批评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出,后现代对现代性的反抗所进行的只是身份认同的游戏,它陷入“主体”的迷思之中,作为一种仪式化、形式化的实践,不可能产生实质上的反抗效果:后现代的反抗方案本身作为现代性的一种后果,总会被现代性所吸纳和改编,不可能带来对现代性的瓦解和颠覆。这一难题无论是作家还是评论家都无法解决。最后,论文通过引入葛兰西的有机知识分子的理论,试图为这一难题的解决提供一种新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