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的黄河大决口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件大事,不仅使中日两军形成了长期隔河对峙的局面,而且使豫皖苏三省44县的广大地区遭受黄水肆虐长达9年。决口事件发生后,不仅国民政府方面积极筹划新的河防事务,日伪方面也对治河问题进行了旷日持久的讨论与筹划。整个抗战时期,由于侵华日军内部派系间的利益争夺,伪政权的一体化进程始终未能完成,因此在治河问题上,以北京、南京为中心的南北伪政权,在治河上不仅矛盾错综、纷争不断,而且表现出施策上的极端低效能。黄河决口伊始,南北伪政权虽已建立,但豫皖苏三省地方伪政权还处于创建阶段。此时,伪政权对决口的应对措施不外发表宣言、提案,开展决口状况调查等。1939年以后,南北伪政权就治河问题开展了漫长的交涉。加上该段时间,华北、华中日军对决口的不同处置策略,伪政权的治河交涉更形艰难。1940年初,伪临时、维新两政府在北京展开会商,并达成筹设治河机关、实施堵口的共识。但汪伪组府运动,又使两伪政权对几经周折达成的共识失去兴趣。汪伪国民政府成立后,南北伪政权地位逆转。1940年10月的南京治河会谈,两伪政权就治河机关的组织、经费等项达成协议。但未及该治河机关成立,伪河南省当局就开始大规模修筑新黄堤。大造堵口舆论的伪政权,一时陷入进退两难之地。伪政权不得不加快建立治河机关的进程。然而1941年4月筹堵黄河中牟决口委员会(以下简称筹堵委员会)的成立,并没有打破僵局。不仅伪河南省当局修筑新堤的行为仍在继续,汪伪政权方面也加大力度修筑苏皖两省的泛区堤防。同时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也开始大规模清丈“河滩荒地”,筹堵委员会一时空有其名。筹堵委员会的成立,也没有完全消除两伪政权的治河分歧。1942年两伪政权间治河纠纷再起,两伪政府的水利部门间展开了频繁的交锋。而伪河南省当局也组织起高效的筑堤委员会,大规模展筑新黄堤。相比之下,从1941年底开始,筹堵委员会逐步开展的工作,如派遣测量队测勘黄河下游故道堤防、进行堵口所需各种材料的调查等均显得暗淡无光。1945年5月,筹堵委员会被撤销,随着抗日战争的结束,伪政权的治河尝试也成为了历史。关于黄河决口问题的处置,恰好处于日军的军事进攻、伪政权的政治需要和泛区民生诉求的三者的交叉点上。因此,南北伪政权在围绕堵口问题,从艰难达成堵口协议,到成立联合堵口机关,再到新黄堤的修筑和堵口机关的撤销,治河纷争一直不绝。表面上看,不论是为了满足日军西侵的军事进攻的需要,还是宣扬伪政权仁政的政治需求和维持泛区灾民的生存,南北伪政权均需毫无疑问的进行堵口工作。但在实际上,军事、政治、民生并没有形成平衡的三足鼎立局面,伪政权间的治河纠纷多出于政治目的,而筹堵实践又多基于军事考量,泛区灾民的民生成为点缀。对伪政权在治河问题的研究,对深入剖析日伪关系,揭露伪政权的傀儡本质及其统治特点具有重大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