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城市社会学中的经典假设认为，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人们的社会网络会发生巨大的变迁，初级关系的重要性日趋下降，次级关系逐渐成为社会网络的主导，网络的异质性和达高性随之提高。为验证该假设在我国的适用性，挖掘我国可能存在的特殊现实，本文以厦门市翔安区为例，通过抽取四个城市化建设时序、程度不同的农村或农村社区进行定量研究，呈现出在当前我国农村城市化建设的背景下，农村居民社会网络的变迁情况。本文以家庭的“红白喜事网”为切入点，研究发现血缘关系、地缘关系仍然是农村居民社会网络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他关系只占十分小的比例，并且网络的异质性程度和网络高度还处于相对低下的水平。虽然从横向比较上看，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居民社会网络出现了地缘关系比重下降、其他关系比重上升，网络异质性和高度有所增加的趋势，但总体上没有打破费孝通先生所描述的传统农村差序格局的状态。为厘清造成这种状态的原因机制，本文首先分析了可能影响社会网络构建过程的因素，从社会环境和家庭个体特征两个层面出发，数据分析结果表明城市化度、家庭聚居人数、被征地情况、家庭非农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家庭人均年收入、发展享受资料人均月消费额等因素对于社会网络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作用，说明个体社会网络的建构既受社会环境的限定同时又收到个体特征的制约，并且社会环境的城市化水平越高、家庭越具备城市化特征，那么家庭社会网络中血缘、地缘关系比例越低，其他关系比例越高，网络异质性越强，网络高度越高。这表明西方城市化理论中对于社会网络的变迁趋势的预测得到了验证，然而当前我国农村居民的社会网络却并未发生预期程度的变化，本文对其原因作了进一步的讨论，认为这是由于现阶段城市化水平较低、传统伦理文化规训、个体行动逻辑指引所致。而未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农村居民的社会网络必将沿着已经呈现出的趋势发生更为深刻的变迁，但是否会达到西方城市化理论所预测的形态，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