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社会没有近代意义的警察。晚清以降，伴随西学大举东来，西方的警政思想始入中国。1898年，改良派代表人物黄遵宪在湖南巡抚陈宝箴的支持下创办了具有近代警察性质的保卫局，中国近代警察由此产生。近代中国警察在历经戊戌政变后的夭折和晚清新政中的复生后即成为中国政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1903年，四川总督岑春煊在保甲总局的基础上设立了成都最早的警察机构——警察总局。近代警察在成都出现后，其发展进程即与全国警政发展进程基本相一致。在清朝濒临灭亡的几年间，成都的警政建设在中央政府的推动下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基本上实现了警察机构统一化和警察人员的专业化，并推动了警察职能的专门化。　　 辛亥革命后，四川即陷入军阀混战之中。在动荡的年代里，成都警察机关的名称、职权范围、隶属关系以及机构设置迭经变更，成都警政渐趋废弛窳败。1936年5月，范崇实出任省会公安局长长后，依据《四川省整顿警务暂行规章》开始对成都警政进行整顿。范崇实对成都警政的整顿，遏制了成都警政进一步衰败的势头，为抗战期间成都警政的进一步好转和警察效能的提高奠定了基础。　　 抗战期间，成都警政建设取得了很大进步。这种进步首先体现在四川省会警察局的组织机构和队伍建设方面。在抗战的八年时间内，四川省会警察局警区面积逐步扩大，内部机构和分支机构渐次增多，各部门分工愈益精细，基本上建立起了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警察体系。其次，警察局的人事状况和人事管理有了明显的改观。人事管理是警察局的一个重要面向，涉及官警任用、官警待遇、官警奖惩、官警抚恤等。抗战前，四川省会警察局的人事管理长期由总务科警务股负责。1938年，警察局开始在总务科内设置人事股专事人事管理之责，人事管理开始有了专门的管理机构。第三，警察教育获得了发展。根据上级官署的要求和安排，四川省会警察局相应地加大了警察培训的力度，其方法、措施、途径主要是依托省会警察局警察训练所训练长警，选派官警到四川省警察训练所受训，选派警官到中央警官训练所受训，利用休班时间对各级长警进行在岗培训等。第四，勤务管理渐趋规范。制定或颁行或依据部颁法规对官警的工勤进行一定的规范和管理是抗战时期四川省会警察局日常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警察的勤务管理涉及到两个方面：一是对官警的基本要求：二是对官警出勤情况的督导检查。第五，警察经费来源和经费状况发生了变化。川政统一前成都警察经费主要靠向居民和商户征收捐税。1935年5月，四川省政府颁布《四川省整顿警务暂行通章》，从当年7月份开始省会警察经费即由省府按月拨付。1936年四川省会公安局年度预算较为庞大，警政建设因而大有起色。但是，由于抗战爆发，1937年后四川省会警察局的经费预算被大幅度压缩。之后，随着物价上涨，警察经费数额逐年都有所增长。　　 四川省会警察局、成都市政府、保甲组织、“军统”是成都地方几个主要政治主体。抗战期间，这几个政治主体之间的关系经历了一系列调整。首先，警察局和市政府的关系经历了较长时间的调整。三十年代中后期，四川省会公安局（1937年1月后改称四川省会警察局）对市政府在法律上和事实上的隶属关系先后被废除后，二者之间的关系就开始出现龌龊。为明确权责，协调府局之间的关系，抗战爆发前后，二者进行了多次协商，其间省政府也多次发文划分省会警察局和市政府的事权，干预府局纠纷。但是，由于政治体制上的问题没解决，一直到抗战结束，府局纠纷也没得到根本解决。其次，警察局和保甲组织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改变。1935年7月15日，四川编查保甲工作正式启动。根据重庆行营颁布的《四川省会编查保甲户口办法大纲》的相关规定，成都市的保甲编练工作由省会公安局来主持办理，而公安局的各分局所则是这次保甲编练工作的直接责任机关。由此，成都市各区区长和各联保主任分别由警察分局长和警察分驻所主任兼任，保甲长由警察局遴选合适人员担任，保甲长的培训也由警察局负责，保甲组织实际上成了警察局下属维持社会治安、推行政务的基层组织，是警察机构在底层社会的延伸。鉴于成都的警保体制给市政府工作带来的不便，在成都开始编练保甲户口时，时任成都市长的钟体乾就多次上书省政府，强烈要求将保甲户口编练工作划归市政府办理。在省政府的干预下，经由和警察局前后两任局长周植宗和周荃叔的多次协商，成都各区保甲事务于1938年1月12日正式移交市政府管理。保甲事务划归市政府直接管理后，警察局仍然有协助、指导保甲开展工作的责任。第三，“军统”势力向警察系统渗透。警察与特务相互联系、互相渗透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警政的一个突出特点。在国民党的特务机关中，“军统”势力在警察系统的渗透最为广泛。川政统一后，尤其是抗战爆发后，随着中央势力大举入川，“军统”迅速向成都警察机关安插得力人员，发展其势力。　　 抗战时期，成都警察一方面要根据《省会警察局组织暂行规程》的规定，履行警察的法定职责，另一方面还要实施《战时警察方案》以支持抗战，其业务主要包括：维护社会治安，保持后方稳定；实施交通管理，维持交通秩序：户籍管理：防空、消防；组训民众：保护监视外国使领馆人员及外国侨民；等等。除了上述工作外，抗战时期，成都警察在防止汉奸和间谍、救济贫民、物价管制、征兵、征工、卫生管理、取缔奇装异服、禁止妇女烫发、实施消费节约和整理市容等方面也都担负着重要职责。就当时警察工作的实际情况而言，由于警察负有协助地方行政的职责，地方上的行政事务每每都需要警察来参与其中，警察扮演了政府推行政令的主要工具。　　 在警政建设取得了一定成效的同时，抗战时期的成都警政也存在诸多局限，这最突出地表现在长警逃亡和警察腐败两个方面。　　 总之，抗战时期，成都警政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当然，这种进步是和抗战前成都警政窳败的状况相比较而言。就当时成都警政整体情况来说，还存在着多方的局限，距离人们的理想还有很大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