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探索宗教、文化、习俗等非正式制度对公司治理的作用成为学术研究的新热点。由于所有国家的公司治理都会深刻地受到其自身在长期历史进程中积淀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等方面的影响,所以在理解中国过去取得的经济成功时,忽视中国丰富的非正式制度体系,仅仅关注正式制度的作用应该是不够的。同时,经营权和所有权两权分离的公司治理结构普遍存在于上市公司中,使得股东与管理层间的委托代理问题一直都是公司治理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而代理问题本质上是一种商业道德问题,因而有必要关注文化等非正式制度对中国企业商业伦理道德的塑造。基于此,本文从红色文化这一中国特有的非正式制度出发,探讨了其对企业代理成本的治理作用。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持续推行“揪老虎”、“打苍蝇”的高压反腐政策,致力于营造一个清正廉洁的政府和政治环境,同时,中国不同地区的市场化改革进程并不同步,导致不同地区的在制度环境方面存在很大的异质性,而正式与非正式制度作为制度环境的组成部分,两者之间一直都伴随着紧密且复杂的互动关系。基于此,本文在理论上回顾了红色文化与代理成本的相关文献,以我国2008至2017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制度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进行回归分析,研究了红色文化对中国上市公司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委托代理成本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了廉洁政治程度和市场化程度在二者关系中所产生的调节效应。结论如下:首先,红色文化同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代理成本呈负向显著的关系。具体表现为:公司受红色文化的影响越大,会表现出更低的管理费用率和更高的总资产周转率,意味着管理层更出现败德行为的可能性越小,代理成本也就越低。这是因为红色文化所秉承的集体主义原则内在的要求管理层维护集体利益,不应当损害集体和股东的利益,谨慎的进行经营决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奉献精神则有助于管理层形成利他性的价值观念,激励管理层积极履职、更为勤勉的进行决策;除此之外,红色文化可以构建特有的社会规范并且影响企业的企业文化,从而影响管理者在决策制定中的伦理行为,降低了企业的代理成本。其次,在廉洁的政治环境中,红色文化对代理成本的影响作用更大。这是因为廉洁的政治环境中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和号召力增强,作为党的意识形态文化的红色文化也就更容易被社会公众接受和认可,而且廉洁的政治环境也有助于形成利于红色文化传播的社会风气,因而会使红色文化的影响作用更强。最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能够减弱红色文化与代理成本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实际上,我国不同地区市场化改革的非同步性导致各地区间存在明显的制度环境异质性,对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而言,正式制度环境比较完善,对管理层道德风险行为的约束主要通过法律、金融、经理人市场、信息披露、独立董事和高管激励制度等内外部的正式制度,因而会较少的依赖宗教、文化等非正式制度。本文的主要创新点是基于中国情景研究红色文化对企业代理成本的影响,扩充了文化与公司治理的相关研究。其次,以往关于红色文化的研究多为规范研究,本文不仅将红色文化的研究范式延伸到了实证研究的领域,也从微观的公司治理层面上探索了红色文化的治理价值。最后,本文从廉洁政治程度的角度出发,实证检验了廉洁政治程度对红色文化与代理成本间关系的调节作用,丰富了学术界在这一领域的相关研究。本文的主要研究不足是关于红色文化的度量问题,本文采用距离模型法度量了红色文化在公司层面的影响强弱,虽然该方法在前期文献中得到了广泛应用,但仍难以直接度量管理层个体层面的红色文化影响。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借助有关管理者文化背景及偏好的调查数据来提供进一步的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