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小说,作为一种新的文学类型,最早是以“翻译文学”的身份,出现于近代文学中的。其大量译介,并作为一种新的文类观念立于近代文坛,则始于梁启超借鉴日本明治维新之经验,以“启蒙”为目的小说界革命。从1900年第一部科学小说的译作,到1919年“五四”新文学运动,近二十年间,科学小说译著共计二百余种。但是,科学小说译作,没有助中国催生出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小说之功,也没有很好担当起科学启蒙之责。这一文类,最后在新文化运动中走向沉寂。　　 中国科学小说,既是以翻译文学始,欲了解其中的盛衰之由,亦当以翻译为切入点。从其概念引入来看,时之日本文坛,“科学小说”文体概念不清,名称纷纭。这种概念混乱和文体观念模糊,经由梁启超影响到整个近代文坛。就其具体译作而言,凡尔纳作品翻译最早最多。凡尔纳科学小说本应是解释“科学小说”文体概念的最好范本,也是用以实现科学启蒙的最好工具。但是,从传播研究的角度看,翻译源本选择不当,具体翻译操作不当,译作载体的形式不当,使得凡尔纳译作,在中国读者面前失去原有的“科学”因素,而在传统章回体中沦为以现代“科技”制造“神奇”的逗乐工具。译作量居于次位的押川春浪式科学冒险小说,在中国译作中,却又因时代的需要,或成为传统侠义小说的再现,或成为爱国教育范本。这种科学小说面貌所给予的科学小说观念,及其相关科学小说创造,只能是道具置换后,对传统章回小说类似题材的因袭。　　 另一方面,同时作为日本科学小说之启发者的凡尔纳,在日本却有着不同的遭际。以凡尔纳的日本之路和坪内逍遥的启蒙观点为参照,我们可以看到,梁启超的现实主义启蒙观,和中国传统文学的史传观念,同科学小说本身的“幻想”之本质本是殊途,却因启蒙之时代需求,强认科学小说之“实”,并以之为启蒙服务。于是,读者只看到科学小说的译者和作者,一再于文中强调其事之“实”,却又总是略去作为“实”之体现的科学知识和原理,而乐此不疲地展示科技的奇迹之“幻”。近代科学小说,从其被引进之日起,便陷于这种理论和实践的矛盾中,让科学小说这一新文体,既无法拥有好的作者,也无以赢得真正的读者,更无从实现其启蒙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