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证据开示制度是诞生于英美法系当事人主义的诉讼制度,在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中都鲜有提及。2019年10月11日,两院三部发布《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其中提出检察院可以针对案件具体情况探索证据开示制度,用以保障犯罪嫌疑人的知情权,保障认罪认罚的真实性及自愿性。由此,刑事证据开示制度在认罪认罚从宽视野下被赋予了新的意义。笔者将对传统证据开示制度进行剖析,对比研究在认罪认罚从宽视野下构建证据开示制度的理论基础、背景、内在联系等问题,结合我国当前司法实践中运用证据开示的实践现状和问题,并对域外证据开示制度进行考察,最后提出认罪认罚从宽视野下证据开示制度构建的具体建议。首先,笔者认为在认罪认罚从宽视野下的刑事证据开示制度有其新的定义,其目的、价值基础和意义应当围绕“犯罪嫌疑人的知情权”、“认罪认罚自愿性和真实性”去展开。其次,我国目前在司法实践中有运用证据开示的实践,但因为缺乏制度的规范和相关立法的缺位仍存在许多问题。再次,通过对两大法系不同国家相关制度的考察,我们能发现证据开示制度在不同国家间有着共性,可以作为我国构建此制度的有益经验。最后,本文结合案例分析和域外经验,创新性提出了构建以检察院诉前证据开示为主、法院诉后证据开示为辅的证据开示程序构想,以期为我国认罪认罚从宽视野下证据开示制度的构建提供有益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