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化,我国的双向直接投资也发展迅速,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着力点,“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化过程中,我国与沿线及周边国家的经贸往来愈发密切,投资合作领域扩大,同时我国对外开放也向“引进来”与“走出去”协同发展转变,因此对双向直接投资和出口商品结构提出了新的发展要求;在经济“新常态”下,高质量的双向直接投资对助力我国贸易结构优化具有重要意义,所以科学有效引导我国双向直接投资协调发展,充分发挥双向直接投资的正向贸易效应,也是推动我国出口商品结构升级进而推动我国国内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举措。论文在要素禀赋理论、投资周期理论等国际贸易投资的相关理论基础上,梳理了双向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的相关文献,分析了双向直接投资对出口商品结构影响机制。论文选取了“一带一路”沿线45个国家,首先从各类出口商品的份额、质量水平以及技术水平三个方面分析了我国出口商品结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其次分析了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向直接投资的规模、行业分布、地区分布情况;并基于脉冲响应和格兰杰检验对双向投资的协调关系进行验证,以公式将其量化;再次采用系统GMM两步法对比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双向投资协调发展三者对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最后根据实证的结果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论文的研究结论如下:一是我国向沿线国家出口商品结构有所优化,从出口商品份额和显性比较优势来看,虽然中低技术制成品仍占据较大份额,但高技术制成品所占出口份额有所上升;而且比较优势也向中技术产品转移;从出口商品的技术附加值和总体出口技术水平来看,中高技术产品的技术附加值增速较快,而且我国出口商品总体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存在一定差距,但发展较快;从出口商品的质量前沿差距和总体出口质量水平来看,我国初级产品和资源密集型产品与国际前沿质量差距较大,而且发展缓慢;但是技术密集型产品发展速度较快,目前总体上我国出口产品向中高质量水平发展。二是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双向直接投资呈现同向增长的趋势,根据格兰杰因果检验证明了我国双向直接投资具有协调互动关系,并通过脉冲响应进一步验证了格兰杰检验的结果;在此基础上对双向直接投资的协调水平进行量化,计算可得初期我国的双向直接投资协调水平较低,但是发展迅速,2018年我国双向投资协调水平在研究的对象国家中排名第三。三是我国出口商品结构呈现动态变化,会受到前期惯性影响,其中出口商品技术水平受到前期技术积累影响程度最大,其次是出口商品质量水平,最后是出口商品种类;双向直接投资协调发展对我国出口商品结构有正向的促进效应,与单向的投资相比,其正向效应稍弱,而且依据交叉项的回归系数可以得出双向直接投资协调发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金融发展水平、产业结构高度化、市场开放等因素。根据计量结果提出相应的建议措施,应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优化使用外资结构,同时科学引导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提高我国双向直接投资的协调水平,实现两者的良性互动;同时增强国内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吸收能力以及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能力,创新金融产品,提升金融服务效率,提高我国金融发展水平;增加研发资本,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产业结构高度化;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提高市场开放度,以助力我国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目前关于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的研究多为单向的对外直接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对双向直接投资协调发展的贸易结构效应研究较少,但是随着我国对外投资和吸引外资的发展趋向于平衡协调,双向投资协调发展对我国贸易和经济的发展愈发重要,多数的计量研究中对双向直接投资的协调通常以两者的交互项表示,本文借助耦合系统和协调发展指标量化双向直接投资的互动协调水平,并将其作为核心变量之一纳入计量模型中,是一个新的探索;但是由于本论文主要以各国宏观数据为主,欠缺对微观方面的研究;其它一些可能会影响出口贸易结构的因素未纳入模型中,有待日后进一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