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罗蒂(RichardRorty，1931-2007)作为后哲学文化的开拓者和杰出的公共知识分子，在西方学界一直是一位影响巨大而又争议颇多的人物。无论作为生活中的人、作为传统哲学的批判者还是公共领域的知识分子，罗蒂一直对文学寄托颇深。罗蒂的后哲学文化即“文学文化”，是一个“人文主义的乌托邦”，文学叙事作为偶然、反讽、多元、小写真理的体现者，深受罗蒂新实用主义哲学的青睐。有别于很多后现代哲学家强烈批判人文主义传统，罗蒂在抽掉哲学本质主义的根基后，仍常以“我们人文主义者”自居。本文试图从“后人文主义”的视角来探讨罗蒂的文学理论和文化批评。　　第一章介绍了罗蒂与人文主义的关系，本论文的研究意义、研究方法以及创新之处。罗蒂自小成长于自由主义人文主义知识分子家庭，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和特里林的人文主义文学趣味给他终生影响。从罗蒂的生平经历和思想发展可以看出，托洛茨基和野兰花是他一生的情结，怎样把前者代表的社会正义和后者代表的私人完美统合在一起，是他走上哲学之路时最初的关怀。　　第二章论述罗蒂后人文主义思想的来源及主要内涵。首先追溯传统人文主义批评的发展脉络，它历经新古典主义、新人文主义和新批评等各个阶段，以启蒙哲学为基础，崇尚保守主义的政治观和古典主义的美学观。但是在后现代思潮和各种新马克思主义的冲击下，其“人性”“理性”等审美现代性话语面临新的困境。其次探讨罗蒂思想的哲学渊源，在经历后现代转折、语言学转向之后，罗蒂以新实用主义思想实现了对英美与欧陆哲学的批判综合。尼采、海德格尔哲学的反本质主义、浪漫化倾向，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对“语言游戏”的强调，以及詹姆斯和杜威的实用主义，都给予罗蒂很深的影响。罗蒂的新实用主义不再强调“经验”，而是强调“语言”。他接过传统的人文主义关怀，但用一套完全不同的“后哲学”词汇对之进行“重新描述”。最后阐明什么是“后人文主义”。以“后哲学文化”为背景，“后人文主义”是一种“人文主义的有限主义”(humanistfinitism)。一方面它是“后”学反本质主义的，正面迎对各种后现代境遇的挑战；另一方面它又是自由人文主义的，并不抛弃弥足珍贵的人文理想。它正视人生的有限和偶然，以弱理性取代强理性，是一种整体主义的文化，具有文学文化的特点和实用主义的关怀。　　第三章论述罗蒂后人文主义的文学理论。首先在文学阐释上，罗蒂坚持反本质主义的阐释观。他认同戴维森的语境理论，主张探究性阐释而非独断性阐释；认为意义是建构出来的，而非被发现的；“诠释”本文总已经在“使用”本文；因此划定“过度诠释”的界限就是对读者的想象力画地为牢；因为阐释并没有客观标准，而只有特定解释社群的协同共识，因此意义的合理性只存在于一个“文化达尔文主义”的历史选择过程中。其次罗蒂的文学经典观也是功能主义的，“经典”就是那些能给人们带来兴奋和希望的书籍，不是因为它是经典人们才去阅读它，而是因为总有好多人在阅读它才成为经典。因此他认为没有永恒的、封闭的经典，只有动态的、开放的经典。他支持哈罗德·布鲁姆“捍卫经典”的声音，但是他对“文化研究”的不满却和布鲁姆并不全同；在罗蒂看来，以詹明信为代表的学院批评在“政治正确”的名义下，以冷漠的学术知性取代了文学阅读的灵感想象。罗蒂像玛莎·努斯鲍姆一样，认同诗性与正义之间的关系，但是与努斯鲍姆努力揭示历史上哲学真理与文学故事间的连续性不同，罗蒂更愿意看到差异性，以发展的、变动的眼光看待历史上和文学中的具体道德事实；并注重文学和宗教、哲学的关系，主张通过阅读小说实现自律自我，并走出以自我为中心，从而获得救赎。第三，罗蒂的后人文主义文学批评接近于读者反应批评，是一种“强读者”的批评模式，主张将阅读对象“重新脉络化”，对本文进行创造性“误读”；它同时也是一种实用主义批评、解构批评和浪漫主义批评。最后，罗蒂在文学价值上注重文学对塑造个人完美和凝聚社会团结的作用。他强调语言、自我和自由主义社会的偶然，区分苦行牧师的虔诚和小说的智慧，欣赏像米兰.昆德拉一样正视反讽的自由主义者。同时他从独特的角度介入文学自主性与公共性的古老冲突，区分纳博科夫和乔治·奥威尔等两类不同作家，认为前者旨在塑造私人完美，而后者追求社会正义，各自代表不同的价值，以不同的方式共同服务于使社会减少残酷，因此可以分立并存，同等受到尊重，而不必互相指责。　　第四章介绍罗蒂的后人文主义文化批评。主要是在当今美国学界的“左”“右”之间，凸显他在“文化政治”意义上“自由左派”的立场和关怀。首先他是一个不够“左”的左派。他不喜欢“文化左派”的身份政治和“文化研究”，认为他们不如当年的“改良左派”关注实际问题，而是以冷漠的怨恨代替了参与的热情，不利于知识分子弘扬杜威、惠特曼的民主理想，塑造当代美国的民族认同。其次他也是一个不够“右”的自由主义者。他不同意新保守主义者列奥.施特劳斯和艾伦·布卢姆等人用“自然权利”为自由主义提供哲学基础，而是认为自由主义植根于特定历史传统和具体的社会环境中，无需任何哲学论证，其有效性仍能通过实践和与其他社会的比较证成。因此他的政治哲学观是历史主义的，而非本质主义的，他认为民主先于哲学，反对精英政治。最后，他也是一位不够“后”的后现代主义者。他以实用主义的哲学观介入利奥塔和哈贝马斯之间的现代性论争，对二人各有褒贬。与丹尼尔·贝尔的古典主义美学观不同，他提倡新浪漫主义的想象力和创造性，欣赏德里达式“解构阅读”的游戏精神。在反本质主义方面，他同情福柯、利奥塔、德里达等后现代主义者，但与这些人对现实虚无主义的悲观不同，他仍充满乐观地坚持自由主义人文主义理想。　　第五章回到中国语境，阐明罗蒂后人文话语的意义与局限。首先，在当代思想论争中，“普世价值”和“中国模式”说常常各执一词，罗蒂提出了超越两者的“反反种族中心主义”，以应对当今世界发展中的一元和多元问题。他提倡每个民族可以“自我”为中心，探索扎根于自己历史和传统的社会发展道路；既然多个种族中心并存，那么不同共同体之间应该建立弱联系，不靠“强理性”和“强权”推行“普世价值”压服，而是通过了解和“对话”说服对方，从而把更多的“他者”吸纳进“我们”的范围。他还主张消解二元对立思维模式，提倡一种人文主义的批判智慧，兼容不同价值。他认为具体政治选择充满了偶然性，因此人们在进行道德评判时应该考虑到复杂的历史情境，宽容道德两难。其次，在当下中国现代性语境中，罗蒂对公共和私人两个领域的区分虽然在哲学上还有种种困难，但在社会实践中却非常有用，他有助于厘清个体对社会和对自身的责任。罗蒂的“文化左派”批判使我们看到中国“新左派”的学术话语来源及其存在的主要问题。无论中国还是西方，“文化左派”都不仅只是批判的力量，还应担负起建构的责任，以经验主义、实用主义的态度着手循序渐进地改良，而不能兀自缠绕于冰冷玄奥的学术话语。在当代中国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纵横交错的景观中，知识分子不应只做“阐释者”，在不同文化共同体之间传译解释；也应该做“立法者”，在本共同体内部建构理想的社会秩序和公共生活，因为我们仍然走在现代性的途中。　　结语认为，罗蒂是一位削平哲学深度模式的哲学家，反本质主义的人文主义者。他认为哲学和自然之镜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信念和欲望之网。在人生和社会演进的偶然中，是每个人的信念和愿望决定了我们在具体语境中的现实行动和政治选择。一切理念的玄想都可以抛弃，独有共同体中每个人的自由和幸福值得珍视，它是一切话语、描述、阐释的出发点和归宿。同时值得注意的是，罗蒂的思想本身是驳杂的，就像后现代光怪陆离的“拼贴”，但其后现代哲学话语和中国当下的现代性语境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程度的错位，传统人文主义话语在中国依然没有过时。因此我们在研读罗蒂的后现代理论时，要有自己的问题意识和本土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