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全国推行至今己逾十年，但参保率和参保缴费档次双双偏低，使新农保制度的红利难以释放。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最近三期面板数据，考察了政府官员信任对新农保参保决策的影响。
　　本文之所以猜想村民对政府官员的信会影响新农保的参保决策，主要有以下2个原因:第一，政府官员群体，尤其是基层官员是新农保政策的执行者。政府官员在政策到达群众的过程中，起到一个通道的作用，他们直面群众，推广政策，包括政策的介绍，政策知识普及讲座的开办，协助群众办理参保事宜。所以，政府官员深度参与到新农保的推广和办理过程中，人们对政府官员的信任程度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他们的参保决策;第二，前有老农保政策被国家叫停，后又推出类似的新农保制度，老农保政策的失败，可能降低了人们对于政府推行相关政策的信任，因此，面对新农保政策，参保与否在一定程度上会和人们对政府的信任挂钩，而对政府官员的信任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人们对政府的信任度。
　　为了克服潜在的内生性问题，我们分别利用官员信任的滞后项、社区周围治安状况作为官员信任的工具变量进行实证分析，两种方法均能得到一致的结果。研究表明，对官员的信任分值每提高一个标准差，村民参加新农保的概率会增加约8个百分点，这相当于当前参保率的15％，且具有显著的经济意义。本文进一步讨论了官员信任对参保决策的可能影响机制。通过比较发现，制度信任而非一般性的社会信任，具有促进参保的作用;且官员信任对参保决策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影响宗族文化较弱的地区来实现的。本研究表明，提升政府科学决策和治理水平以及官员执行和管理能力，进而提高民众对官员的信任程度，有助于促进公众对新农保等公共项目的广泛参与。
　　在本文的研究中，我们首先对关键解释变量，即人们对政府官员的信任程度进行内部一致性检验。检验结果显示，遭遇过政府不公待遇、与政府官员发生过冲突、遭受过政府办事推诿拖延或受到政府不合理收费的被访者中，对官员的信任打分均值在4分以下，表现出对政府官员的不信任;其余情况碰见过但自己并没有与政府官员发生“不愉快”和未曾与政府官员发生冲突的被访者，信任打分均值与经历匹配，因此我们所选取的官员信任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
　　在第四章的实证分析中，我们发现滞后一期的官员信任仍然在1％的显著水平下正向促进新农保的参保行为;与低信任水平相比，中、高信任水平的个体参保可能性将增加2个百分点。与0Ls结果相比，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的模型中官员信任的系数增加，表明遗漏变量问题导致0Ls回归低估了官员信任对参保决策的影响效应。同时，我们的研究表明影响新农保参保决策的是制度信任，而不是一般信任，因此如果能提升民众对制度的信任程度、特别是对官员的信任，新农保的参保水平还有比较大的提升潜力，可以进一步释放出制度红利。
　　此外，我们对年龄分段进行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对于30岁以下和60岁以上的群体，对政府官员的信任程度对其参保决策并无显著性影响;对于30-60岁的群体来说，官员信任的提高有利于提高他们参保的概率。因此，从长远看，若从现在开始提升30岁以下的群体对政府官员的信任程度，等他们到30岁以后，参与新农保的概率也会得到显著的提升。
　　接着，本文试图从示范效应和学习效应两个角度探究影响60岁以上和30岁以下群体参保的因素。示范效应采用社区领取养老金的人数占60岁个体总数的比例和参保且领取养老金的人数占60岁个体的总数来刻画，学习效应用社区参与新农保的人数占比来刻画。研究表明，对于60岁以上的群体来说，示范效应能在很大程度上提高该群体的参保概率，即社区60岁以上的人领取养老金或参保的比例越高，这类人群参保的倾向性也会更高。对于30岁以下群体，示范效应在一定水平下也显著对他们的参保决策有影响。对于未达到领取条件的群体(60岁以下的群体)，学习效应显著性的正向对参保产生较大的影响。
　　本文研究还发现在宗族文化较弱的地区，官员信任发挥了积极作用，显著促进了村民的参保行为及较高缴费档次的选择。而样本中超过80％的村庄是没有宗族祠堂的，可见官员信任对参保决策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对宗族文化较弱的地区的影响来实现的。
　　最后，我们从解释变量和拟合模型两个角度对实证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均能证明本文研究结果具有稳健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