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环境治理积极推进的时代背景及我国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的压力下,我国积极倡导节能减排生产方式,加快能源结构转型步伐,打造可持续发展道路。《京都议定书》生效带来的碳风险冲击促进了公众环保意识觉醒,使得公众对绿色产品赋予额外附加值,能够弥补高碳排放企业绿色创新的成本,促进高碳排放企业积极进行绿色创新;提高了高碳排放企业面临的外部监督力度,即分析师跟踪数量增加和更高的媒体关注度,宽阔的信息传播渠道有利于宣传企业绿色创新行为,促使高碳排放企业积极进行绿色创新;提高了高碳排放企业的信息透明度,降低企业与资本市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有利于企业进行外部融资,丰富了企业绿色创新的资金来源。因此,碳风险冲击提高了高碳排放企业绿色创新意愿、丰富了绿色创新资源,进而促进高碳排放企业进行绿色创新。但是,关于碳风险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内环保政策方面,鲜有文献关注早期国际环保公约。基于此,本文以沪深A股上市公司2001年—2019年为研究样本,以国际环保公约《京都议定书》生效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DID的方法,实证检验《京都议定书》生效带来的碳风险冲击对高碳排放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及其影响路径,并进一步研究高碳排放企业所在地经济发展水平和碳排放强度的不同对碳风险冲击与高碳排放企业绿色创新关系的影响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实证结果显示,《京都议定书》生效对高碳排放企业绿色创新产出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进一步将绿色创新区分为实质性绿色创新和策略性绿色创新,碳风险冲击对两者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这表明在面临碳风险冲击时,高碳排放企业不仅进行策略性绿色创新,同时也会进行实质性绿色创新。并且本文发现,碳风险冲击通过提高高碳排放企业面临的外部监督、从而缓解高碳排放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进一步提高高碳排放企业的绿色创新产出。在进一步研究中本文发现,与处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碳排放强度较低地区的高碳排放企业,碳风险对处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碳排放强度更高地区的高碳排放企业绿色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进一步区分绿色创新类型时发现,碳风险对处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的高碳排放企业的实质性创新促进作用更明显、对处于碳排放强度较高地区的高碳排放企业的策略性创新促进作用更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