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五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一大批惠民举措落地实施,流动于城市之间的人口越来越多,特别是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聚居地的少数民族流动到非少数民族聚居地的城市中。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流动到一个新的城市之后,必然要面临诸如就业、教育、医疗、居住、养老等问题。作为国家中心城市之一的广州,扮演着国家综合性门户城市、国际大都市、国际商贸中心、国际综合交通枢纽等重要角色,吸引越来越多的人们向其流动。以广州市为例,对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非制度化利益表达的治理展开研究,不仅关系到民族团结、社会和谐稳定,也是对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提到的“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必要回应。本文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指导,综合运用民族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知识,基于文献,对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非制度化利益表达的概念和特征进行了厘清;立足于实证调研,采用问卷调查法和深入访谈法对广州市499位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非制度化利益表达的现状、成因和影响进行了调研。通过调查,笔者发现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以弱势群体居多,主要通过地缘性组织进行经济利益诉求;对于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非制度化利益表达,有关利益表达客体消极应对。分析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非制度化利益表达的此现状,笔者发现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非制度化利益表达的原因主要是主体化利益表达意识相对缺乏、制度化利益表达渠道有效性较低和政府职能不到位问题尚存。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非制度化利益表达歪曲了个体的维权理念、助长了不良的社会风气和破坏了良好的民族关系。据此,结合国内外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非制度化利益表达的理论资源和实践经验,笔者从培育合格的利益表达主体、拓宽制度化利益表达渠道和建设服务型利益表达政府三个方面提出治理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非制度化利益表达的应对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