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儿童肥胖已经成为全球性公共卫生挑战,而儿童肥胖可能是代际传递的结果。代际传递被定义为“一代人所经历的与下一代健康、成长和发展有关的条件、暴露因素和环境因素”。生命早期是子代生长发育的关键时期,且对外界的暴露因素敏感性强,而超重肥胖代际传递的主要表现形式便是母亲孕前超重肥胖导致子代超重肥胖。生命早期多种因素,尤其是非遗传因素可能会影响母婴超重肥胖代际传递,但研究较少且尚未有定论。虽然母亲孕前超重肥胖会增加子代超重肥胖的风险,但并非所有的母亲-子代超重肥胖都会出现代际传递的现象,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尚不明确。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开始关注超重肥胖代际传递风险预测这一问题,但仍缺乏成熟的系统性研究。基于此,本研究目标分为以下三方面:一是依托出生队列开展母亲孕前超重肥胖与子代超重肥胖的相关性研究,并明确母婴超重肥胖代际传递的流行现状;二是探讨可能影响超重肥胖代际传递的孕期相关影响因素,并针对临床筛查、孕妇自我居家管理两个应用场景,开展适用于孕期（包括备孕期、孕早、中、晚期）的风险预测;三是探讨可能影响超重肥胖代际传递的产后相关影响因素,并仅针对婴儿期和针对全生命早期（包括孕期和婴儿期）分别开展风险预测,为防控母婴超重肥胖代际传递提供实际有效的方案和工具。方法:本研究基于前瞻性队列研究,对符合纳入标准的孕早期孕妇进行基线调查,分别在孕期（孕早期、孕中期、孕晚期）和产后（分娩、产后42天、婴儿6月龄和12月龄）对母婴和父亲进行现场随访。母亲孕前体重和身高在基线调查时获取。儿保科专业调查员对婴儿身长、体重等指标进行标准化测量。各阶段的调查方式包括问卷调查、体格检查、生物样本采集、临床数据采集。孕期问卷调查内容主要包括孕期基本信息、体格信息、既往疾病史、家族疾病史、孕产史、分娩史、本次妊娠情况、用药史、体检及问诊情况、临床检查指标、辅助检查项目、生活方式、心理因素、环境暴露因素、配偶情况等内容。婴儿期问卷调查主要包括三部分,婴儿情况调查、父亲情况调查和母亲情况调查;婴儿情况调查主要包括基本信息、分娩情况、新生儿情况、喂养情况、运动情况、睡眠情况、家庭环境及养育环境。父母问卷主要包括基本信息、饮食、运动、睡眠和心理等内容。数据录入使用Epi Data 3.1软件录入数据,使用Stata 15.1软件对数据进行描述性分析和差异性检验,并将饮食、运动等因素划分为四分位数进行分析。使用线性回归、非条件Logistic回归等统计方法,分析母亲相关信息、孕前超重肥胖与子代超重肥胖及发育之间的关系。第二和第三部分将孕前超重肥胖与婴儿12月龄超重肥胖组进行匹配作为母婴超重肥胖代际传递组,即暴露组;以其他三组（孕前超重肥胖-婴儿非超重肥胖,孕前非超重肥胖-婴儿超重肥胖,孕前非超重肥胖-婴儿非超重肥胖,以下简称“其他三组”）作为对照组进行分析,此外还将孕前超重肥胖-婴儿超重肥胖组（OM-OC）与孕前超重肥胖-婴儿非超重肥胖组（OM-NOC）单独比较分析。在风险预测过程中,首先采用单因素分析的方法初步筛查候选预测因子,进而利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确定纳入模型的预测因子,依据预测因子所对应的回归系数绘制列线图,并利用Bootstrap自助法开展内部验证（区分度和校准度）。结果:1.本项目最终共对908对母子完成了孕期随访调查。孕前超重肥胖的母亲分娩的低出生体重儿、巨大儿和大于胎龄儿的风险都显著增加。在完成婴儿期随访的对象中,6月龄和12月龄的超重肥胖率分别是27.9%和29.1%;母亲孕前超重肥胖为婴儿各月龄超重肥胖的独立危险因素（6月龄OR=2.93,95%CI:1.64-5.25;12月龄OR=3.22,95%CI:2.07-5.01）。2.在构建适用于孕检筛查的母婴超重肥胖代际传递的孕期风险预测模型过程中,以其他三组为对照构建的模型为:Logit（P）=-3.41-0.98×（本科/大专及以上）+0.86×（孕中期空腹血糖）+2.05×（孕晚期血压）+0.88×（孕晚期胆固醇）+0.60×（孕晚期腹围）。以母亲孕前超重肥胖-子代非超重肥胖（OM-NOC）作为对照组构建的模型为:Logit（P）=-2.83-0.65×（本科/大专及以上）+0.75×（孕中期服糖2小时后血糖）+1.95×（孕晚期血压）+0.78×（孕晚期胆固醇）。两个模型区分度（AUC=0.81;AUC=0.78）和校准度（Hosmer-Lemeshow x2=4.69和7.48,P>0.05）良好。在构建适用于居家管理的母婴超重肥胖代际传递的孕期风险预测模型的过程中,以其他三组作为对照组构建的模型为:Logit（P）=-7.27+1.05×（孕早期静坐型体力活动>18METs）+1.30×（孕中期睡眠指数≥8）+1.35×（孕中期非健康饮食模式处于第三位点（Q3/Q4））+2.07×（孕中期非健康饮食模式处于第四位点（Q4/Q4））+1.51×（孕晚期抑郁）。以OM-NOC作为对照组构建的模型为:Logit（P）=-3.39-2.31×（孕早期家务型体力活动44.3-54METs）-1.61×（孕早期家务型体力活动>54METs）+1.56×（孕中期睡眠指数≥8）+1.14×（孕中期非健康饮食模式处于第三位点（Q3/Q4））+2.15×（孕中期非健康饮食模式处于第四位点（Q4/Q4））+1.46×（孕晚期抑郁）。两个模型区分度（AUC=0.77;AUC=0.79）和校准度（Hosmer-Lemeshow x2=6.81和9.23,P>0.05）良好。3.在构建仅针对婴儿期的母婴超重肥胖代际传递的产后风险预测模型过程中,以其他三组作为对照组构建的模型为:Logit（P）=2.31+0.70×（剖腹产）-1.13×（6月龄晚上睡眠时长≥9h）-0.85×（6月龄总体养育环境较差）-0.93×（6月龄总体养育环境较好）-1.79×（6月龄总体养育环境非常好）-1.06×（12月龄蔬菜摄入处于第二位点（Q2/Q4））-1.21×（12月龄蔬菜摄入处于第三位点（Q3/Q4））-1.80×（12月龄蔬菜摄入处于第四位点（Q4/Q4））+2.01×（12月龄甜饮料摄入处于第四位点（Q4/Q4））+1.57×（产后高血压）。以OM-NOC作为对照组构建的模型为:Logit（P）=4.56-1.84×（6月龄晚上睡眠时长≥9h）-1.02×（12月龄蔬菜摄入处于第二位点（Q2/Q4））-0.93×（12月龄蔬菜摄入处于第三位点（Q3/Q4））-1.93×（12月龄蔬菜摄入处于第四位点（Q4/Q4））+1.83×（12月龄甜饮料摄入处于第三位点（Q3/Q4））+2.11×（12月龄甜饮料摄入处于第四位点（Q4/Q4））-1.07×（6月龄总体养育环境较好）-1.80×（6月龄总体养育环境非常好）。两个模型区分度（AUC=0.77;AUC=0.75）和校准度（Hosmer-Lemeshow x2=7.15和5.56,P>0.05）良好。在构建针对全生命早期的母婴超重肥胖代际传递的产后风险预测模型的过程中,以其他三组作为对照组,构建的模型共纳入11个预测因子,模型为:Logit（P）=-1.46-1.13×（本科/大专及以上）+1.83×（孕早期静坐型体力活动>18METs）+0.89×（孕中期空腹血糖）+1.55×（孕中期非健康饮食模式处于第三位点（Q3/Q4））+2.02×（孕中期非健康饮食模式处于第四位点（Q4/Q4））+0.61×（孕晚期腹围）+0.90×（孕晚期胆固醇）+1.41×（孕晚期抑郁）-1.25×（6月龄睡眠时长≥9h）-0.80×（6月龄养育环境较差）-1.31×（6月龄养育环境较好）-1.58×（6月龄养育环境非常好）-1.53×（12月龄蔬菜摄入处于第三位点（Q3/Q4））-2.25×（12月龄蔬菜摄入处于第四位点（Q4/Q4））+1.22×（母亲产后高血压）。以OM-NOC作为对照组,构建的模型纳入8个预测因子,模型为:Logit（P）=5.95-1.47×（本科/大专及以上）-0.80×（孕早期家务型体力活动44.3-54METs）-0.98×（孕早期家务型体力活动>54 METs）+0.72×（孕中期服糖后2小时血糖）+1.15×（孕中期非健康饮食模式处于第二位点（Q2/Q4））+3.10×（孕中期非健康饮食模式处于第三位点（Q3/Q4））+3.93×（孕中期非健康饮食模式处于第四位点（Q4/Q4））+0.76×（孕晚期胆固醇）+1.39×（孕晚期抑郁）-1.63×（6月龄睡眠时长≥9h）-1.79×（12月龄蔬菜摄入处于第二位点（Q2/Q4））-2.09×（12月龄蔬菜摄入处于第三位点（Q3/Q4））-2.36×（12月龄蔬菜摄入处于第四位点（Q4/Q4））。两个模型区分度（AUC=0.80;AUC=0.85）和校准度（Hosmer-Lemeshow x2=2.45和4.33,P>0.05）良好。结论:1.本研究依托出生队列,开展母婴超重肥胖代际传递的研究,并针对两大人群、两个时期（孕期和产后）和两个应用场景（孕期检查/儿童保健现场和居家自我管理情景）进行风险预测。2.在孕检筛查过程中,医务人员和产妇应重点关注文化程度、孕中期血糖、孕晚期血压/胆固醇/腹围等因素。在孕妇自我居家管理过程中,孕早、中、晚期风险预测关注点有所侧重,分别是孕早期体力活动、孕中期饮食模式和孕晚期心理状况。3.在产后风险预测研究中,针对婴儿期和全生命早期分别开展风险预测,产后应重点关注分娩方式,6月龄婴儿的睡眠和养育环境,12月龄婴儿的饮食种类和母亲产后血压等预测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