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与理论极为丰富,西周已经确立了一整套关于权力合法性来源、政治目标、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统治方式和策略选择等重要政治问题的理论。西周时期,一切权力的终极依据是天,天通过“天命”的方式将权力授予周王,“天下”则归王所有。但天命并非恒常,它是会因统治者的德行发生转移的,它的体现就是民心。这就决定了周王必须以得民心作为施政的目标,为此,周人选择了“明德慎罚”作为其治理理论。在这样一套理论中,天、王与民三个要素之间两两互动,组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结构。先秦儒家在对西周政治思想的继承中,天只隐隐存在于某些命题的终极依据中,政治主要发生于君与民之间。没有“天”这座桥梁后,君权直接来自于民众的授予,所以这是一种民本理论。儒家理论实质上构造了一个想象中的“君民契约论”:民众需要君王带领人民建立有合理秩序的社会,所以将权力授予君王并承认君王为建立秩序所必需的地位与治权,如果君王无法做到这一点,那么民众推翻他的统治是完全合法的。儒家所认为的合理的社会秩序的终极目标乃是达成一个人人皆为君子的理想社会,在治理方法上,政治问题被转化成了伦理问题。西周“明德慎罚”理论中的统治者个人道德和教化部分被强化,作为引导民众内在超越之途径;而礼法作为外在的规范,以服务于内在超越为目标和存在的依据。整个理论构成了一种柔性的道德专制主义政治。先秦法家则继承了黄老学派中“道生法”的命题,以法作为治国的核心,只有君主可以体道立法,因此君主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这一理论结构看似与西周相似,实质上却将君对民的责任完全隔绝在理论之外。整套理论为谋求君主的利益服务而服务,民则沦为军国机器的零件,是典型的君本思想。在治理理论上,他们否定了道德感化的存在,既不主张君主要有道德优势,也反对任用有德之人。他们批判仁政,全社会只允许存在君主与法律的权威,对待道德则纯以是否有利于统治作为是否提倡的标准。传统的刑德理论在他们手中缩聚成了赏罚二柄,纯以利用人性、压榨民力、高压统治为务,是刚性的法令专制主义政治。为回应现实政治的需要以及自身学派的地位考虑,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代新儒家吸收了先秦儒家、法家以及黄老学派等诸子的思想资源,对先秦儒法思想进行了再整合。董仲舒构建一个囊括“自然之天”、“秩序之天”、“主宰之天”和“道德之天”庞大的天理论。由此,他得以在君权理论中吸收前人思想,使用受命于天、能通于天、比附于天等模式来证明君权的合法性。在天、君、民关系上,董仲舒主张“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由于君权来自于天,限制君权的方法就只能以灾异遣告和天命转移为主,这是一种“天本论”。在政治目标上,董仲舒继承了先秦儒家一贯的主张,以教化为根本任务;在治理理论上,他主张“任德不任刑”,恢复德主刑辅的治理模式;在具体的“德刑观”中,他又对黄老和法家思想有所吸收。董仲舒的政治理论结构看起来与西周相似,但是建立于更完善的哲学基础之上,以先秦儒家的政治理想为体,广泛吸收诸子思想为用,其内涵已经比西周时极大的丰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