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技术变革,高铁成为区域联系的重要交通工具,但是中国高铁的快速建设与快速的城镇化时期同时开展,引发了高铁新城的建设热潮。高铁加速了区域城市间的资源流动速率,但不同的城市发展条件导致高铁新城的空间效应迥异。高铁建设对于区域边缘城市存在正负面效应,引发其高铁新城建设困境。因此,亟需创新高铁新城建设多方合作的体制机制。通过对高铁新城的地域空间效应特征、影响因素、作用机制进行研究综述,指出现有研究的不足,区域边缘城市高铁新城的负面效应、政策因素、多主体的互动机制是重要切入点。其次,综述了城市政体理论的相关研究,指出城市政体理论是基于外部环境和内部机制构建分析框架,并在中国国情下考虑外部环境的央地关系。在上述基础上,本研究以区域边缘城市高铁新城空间效应为研究对象,基于城市政体理论,根据区域边缘城市和高铁新城的特点,构建新型的外部发展关系（府际关系、城际关系）和内部发展关系（政府、市场、公众）的分析框架,强调铁路部门和区域核心城市对区域边缘城市高铁新城开发建设重要作用,分析多元主体在区域边缘城市高铁新城建设中的博弈与合作关系,剖析区域边缘城市高铁新城地域空间效应背后的作用机制。通过对韶关高铁新城进行实证研究,分析区域边缘城市高铁新城的主城区空间效应和内部空间效应。在高铁新城的主城区空间效应方面,促进主城区的城市用地增长、提升主城区的经济密度、促进主城区的制造业企业集聚,促进主城区在高铁新城形成新的增长极。但同时也降低主城区的就业密度,一定程度地抑制主城区的商业用地增长,一定程度地抑制主城区的金融机构集聚。在高铁新城的内部空间效应方面,促进高铁新城的创新产业平台在高铁站点布局,促进高铁新城的生产性服务业在高铁站点集聚。但同时也存在消极的空间效应,高铁新城以居住功能为主,与主城区职住分离;高铁新城与主城区缺乏功能协调,存在同构竞争;高铁新城的产业空间和居住空间品质分异;高铁新城的配套设施不完善,城市氛围不足。基于城市政体理论,从外部发展关系和内部发展关系分析区域边缘城市高铁新城空间效应的作用机制。外部发展关系包括城市政府与铁道部的央地关系和城市政府与区域核心城市的城际关系,分别影响高铁站点的选址建设和高铁新城的产业发展。城市政府积极主动谋划有利于高铁站点的选址符合城市规划利益,为城市用地向高铁新城的方向增长奠定基础。由于高铁区位优势和城市间的比较优势,城市政府与区域核心城市的产业联盟,可以构建利益分配机制,边缘城市提供用地,核心城市提供资金、企业资源和信息资源,促进核心城市沿着高铁线路进行产业转移,同时核心城市拥有产业发展的先进理论,促进了高铁新城率先发展信息服务业。内部发展关系则包括公共部门的联盟、公私部门的联盟和跨越内外的公共部门的联盟。在公共部门的联盟中,城市政府内部的联盟,奠定高铁新城的治理基础,提升高铁新城的行政地位;城市政府与城投公司的联盟,加快高铁新城的开发速度;功能区管委会的联盟,促进优势资源互补、创新创业平台得以围绕高铁站点布局。在公私部门的联盟中,城市政府与村民的发展联盟,保障了高铁新城的社会氛围;城投公司、房地产业、市民的发展联盟,导致房地产品质过低;城市政府和金融机构的发展联盟,导致金融集聚区的政策色彩浓厚,降低市场资源配置的有效性。而跨越内外的公共部门的联盟,为高铁新城的产业平台提供资金、技术支持,促进高技术产业集聚。由于区域边缘城市的城市经济水平有限,在区域经济中被区域核心城市支配。其高铁新城建设主要存在三点问题:高铁新城建设主要由政府推动,市场力量薄弱;城市开发建设过度依赖城投公司和土地财政;市民参与度低,规划信息获取不对等。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三点对策,高铁站点与产业园区结合,发展高技术制造业、信息服务业;厘清政府和城投公司的权责界限,促进城市开发建设市场化;强化信息公开和公众监督。本研究以粤港澳大湾区边缘城市高铁新城为研究对象,基于城市政体理论,创新外部发展关系和内部发展关系的研究框架,分析区域边缘城市高铁新城的主城区空间效应、内部空间效应以及空间效应的内在机制,为区域边缘城市高铁新城建设提供新的发展思路。正文共分为七章,第一章绪论,介绍了研究背景、研究目的和研究意义,阐释相关概念,介绍研究内容与框架。第二章研究综述,对高铁新城和城市政体理论的相关研究进行综述。第三章是研究框架与研究设计,基于城市政体理论,构建高铁新城地域空间效应研究的基本框架,介绍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第四至第六章是实证分析部分,以广东韶关为案例,分别探索高铁新城的主城区空间效应、内部空间效应、空间效应的作用机制。第七章是结论与讨论。总结文章的主要结论、研究不足、未来研究方向。本文正文共约49000字,图表59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