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礼经传通解》是朱熹一生最后五年倾注大量心血的一部礼学巨著,其独创性地将礼学分为家礼、乡礼、学礼、邦国礼、王朝礼、丧礼和祭礼七个部分,以《仪礼》为骨干,贯通三礼、广引经史子籍,对前人注疏或照录或节改,间加按语以考释,代表了朱熹礼学的最终成就,被誉为“礼书之大全,千古之盛典”,是研究朱熹晚年学术思想的重要参考资料。本文首先将朱熹纂修《仪礼经传通解》放在其一生的礼学实践中来看待,促成其晚年倾心编撰《通解》的动因应该是以下三个方面:1.朱熹早年进行的“以礼化俗”的礼学实践;2.朱熹中年在参与政治活动中的议祧庙、嫡孙承重讨论等经历;3.其晚年受到政敌攻击“伪学盗名”。受以上三方面因素的促进,加之“庆元党禁”后朱熹赋闲,在庆元以后他开始全力纂修本书。《仪礼经传通解》的三十多位参编者都是朱子的心腹弟子或好友,朱熹通过编撰该书带出了一支“队伍”,这些人在朱熹殁后的几十年里成为了“考亭后学”的核心,对扩大朱子学的影响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朱熹生前编撰本书时正值“庆元党禁”,朱子非常担心书稿被政敌构陷销毁,在其易篑前特别叮咛黄榦继续完成。不久之后因党禁渐弛,嘉定年间由南康道院分两次将全书刊行,书版直到明初尚存,且有零星刊印。但明中期经过补修的板片比例已占到的七八成,这种嘉定刊宋元明递修本《通解》今天尚有完整的两部存世,分别藏于东京大学和北京、台北两地。到明正德年间,《通解》第一次被部分翻刻(仅有经文而无注文),约同时朝鲜用铜活字进行了全文翻印。到清初康熙年间,吕留良的宝诰堂翻刻了全部《通解》,乾隆年间梁万方修订了全本《通解》并在聚锦堂重刊,到清末光绪年间另有数种印本。关于《通解》的特色,从三礼学史的视角看其特尊《仪礼》,振起唐初以来不绝如缕的《仪礼》之学;从解经学的视角看,《通解》对经、注、疏、按四者灵活搭配组合,不拘常例;从政治制度的视角看,《通解》有打通礼制与礼经之间的界限的倾向,略有以古化俗、为后王法的意味;在朱子学内部,此书却透出明显的理想主义倾向,与可以施行的《乡约》《家礼》判若两途,与朱子早年的学风也不尽相同。当进一步深入到《仪礼经传通解》的解经学内部后,就会发现清代考据学者使用的几乎所有方法在其中都可以找到,文中举了大量的例证。细分言之,约有十目:1.贯通经意,申补注疏;2.攻疏之误,摘其瑕谬;3.纠注失当,为其诤友;4.注疏皆舍,另发新解;5.发凡起例,揭橥互见;6.表彰近贤,取长补短;7.阙而存疑,以俟后贤;8.校雠异本,修润经传;9.训释文字,参用己意;10.黄榦继业,不坠师风。入清以来,江藩作《汉学师承记》以扬其流,方东树作《汉学商兑》以击其波,汉、宋两家几不可两立。至陈澧、曾国藩诸家又开始调停汉宋,特别强调朱子之考据学,提出朱子晚年曾有“考据学转向”,此后几乎所有的调和论者都注意到了朱熹晚年以《通解》贯通义理考据的做法。严格意义上讲,将“礼”作为朱熹晚年的学术归宿提出“礼融汉宋”,其实并不是“汉宋之争”发生后、持“调和汉宋”论者的调停之言,而是朱子及其后学一直以来坚持的学术立场,直至清初的江永、秦蕙田无不持此意见。我们将清代的礼学论著与朱子礼学进行比较,就会清楚地发现清代的礼学大师都关注《通解》的考礼文字,也就是说清儒与朱子的考礼在方法上一致、性质上接近、事实上继承,二者之间的承递关系显著,也表明了清代的考据学者对朱熹晚年考据成绩的认可。《通解》贯通三礼的宏大视野极大地启示了清代的三礼学者,有清一代出现了百卷上下的通礼相著作多部,无不深受《通解》的启发。甚至其影响还不仅于中国,对朝鲜半岛和日本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虽然《通解》的优点很多,同样也曾受后儒的一些批评,概括有三:1.割裂经文,信从杂书;2.分类勉强,体例稍杂;3.考据不密,间有疏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