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在以往的四十年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人民生活水平也获得了显著提升,然而群体间的收入和财富差距越来越大,我国的基尼系数从1980年0.249的上升到了2017年的0.467,表明我国的收入分配状况恶化,按照福利经济学的一般观点,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将会损害社会福利水平。在研究收入分配不平等时,不单要测度客观的收入差距,还需要知道人们对于客观不平等状态的主观厌恶程度。Atkinson（1970）最早提出了“不平等厌恶”（inequality aversion）的社会福利函数,将主观的不平等厌恶与社会福利的关系显性化,从而可以从福利函数中测度出不平等厌恶水平。基于Atkinson（1970）的模型,已有大量国内外学者关注不平等厌恶的经验测度和应用。在测度研究领域,目前主要有三种经验上的测度方法:实验方法,通过税收结构倒推,微观计量的方法。本文采用的正是微观计量的测度方法,利用CGSS（2012、2013、2015年）、CHFS（2011、2013年）、CLDS（2014、2016年）、CHIP（2013年）四套微观调查数据,在阿特金森社会福利函数的基础上测度出中国样本的不平等厌恶系数值。本文的工作重心在于测度出特定时间、特定地区和特定人群的真实不平等厌恶系数值,采用的主要技术方法是极大似然估计法。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本文做了以下工作:首先,阐释了不平等厌恶的福利经济学基础,并在阿特金森福利函数的框架内,构建测度不平等厌恶系数的计量模型。其次,使用四套微观调查数据分别测度中国各省级单位（自治区、直辖市）、各区域以及不同人口特征、不同收入组的不平等厌恶系数值,并对测度结果进行比较分析。再次,本文还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具体的社会保障内容是否会影响各地区的不平等厌恶水平,因此,在基础模型中嵌入了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变量,仍然按照区域分组测度各子样本的不平等厌恶系数值,且对结果进行比较分析。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通过实证测度发现,中国整体的不平等厌恶系数在1.09-1.32之间,多数省份以及按照人口特征分组的不平等厌恶系数基本上大于1;各省份不平等厌恶水平与该省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增速有关,通常表现为,经济发展状况不佳的省份具有较高的不平等厌恶系数,经济发展状况良好尤其是经济增速较快的省份不平等厌恶系数则较低;不平等厌恶系数的变化还呈现出时间趋势,即不平等厌恶系数有逐年增加的趋势;不平等厌恶系数值受人口特征因素和个人收入水平的影响,随着收入的增加,不平等厌恶系数值会降低;在引入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变量后,全国不平等厌恶系数值下降到1.03-1.31之间,多数省份的不平等厌恶系数都出现下降,且医疗保险带来的不平等厌恶系数的下降幅度更为明显。根据上述实证研究结果,本文从平衡区域间发展、创建规范的社会保障体系、调整再分配机制等方面对提升社会福利水平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