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几十年中,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已成为许多发达国家能源规划中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70年的两次石油危机,严重阻碍了过度依赖石油进口的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各国开始意识到石油价格波动对经济的重大影响,将能源安全纳入能源政策中,可再生能源成为石油的替代品。随后,在20世纪90年代,可再生能源与可持续发展联系在一起,形成了旨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行动的一部分。自此,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开始将可再生能源视为能源安全、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和温室气体减排的重要组成部分。1990年至今,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全球消费总量由516.25M标准煤增加至1405.49M标准煤,年均增长3.78%,占比达到10.40%,发展重心逐渐由欧美发达国家转移至发展中国家。世界能源转型路径显示,人类已完成两次能源转型,分别是生物质能向煤炭的转型、煤炭向石油的转型,目前正走向以可再生能源为中心的第三次能源转型。历史经验表明,能源革命与工业革命几乎同时发生,能源革命对工业革命的推进及生产力的提高有极大的促进作用,随着第三次能源转型的到来,可再生能源领域被认为是国家经济新的增长点。因此,分析与探索促使可再生发展的内部机制与影响机理显得十分重要。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正向驱动因素包括经济发展水平、石油价格、能源安全、城镇化、技术进步、可再生能源上网电价制(FIT),负向驱动因素包括工业化、人均碳排放,而不显著的因素包括煤炭价格、天然气价格以及可再生能源配额制(RPS),其中,FIT和RPS共同实施的效果优于单独政策的实施。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分组研究表明,FIT和RPS在发达国家中均有效,而发展中国家仅FIT有效;发达国家组的石油和煤炭价格升高,均有助于可再生能源的发展,而发展中国家组的这种竞争性尚未体现。中国是目前可再生能源发展规模最大的国家,引领世界可再生能源的发展。2017年中国的煤炭、石油、天然气、可再生能源消费占比分别为60.42%、19.42%、6.60%、1.42%、11.76%,相比2000年,煤炭占比下降9.42个百分点,石油下降3.21个百分点,可再生能源则上升6.71个百分点,中国尚未完成第二次能源转型,但可再生能源增长迅速,存在跨越第二次而直接进入第三次能源转型的可能性。本文建立反映中国能源结构的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模型,并测算了各能源要素产出弹性、替代弹性以及技术进步差异,结果显示:4种能源要素产出弹性由大到小依次为煤炭、石油、可再生能源和天然气,均值分别为0.25、0.21、0.20、0.09,并且呈现逐年增长趋势;可再生能源对煤炭、石油的替代弹性均值分别为1.009、1.020,石油和天然气对煤炭的替代弹性均值分别为1.014、1.002;技术进步由快到慢依次为天然气、可再生能源、石油、煤炭,差异逐渐收敛,各要素技术进步逐渐呈现出均等化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