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改革开放以来,借助于低廉生产成本和多种优惠政策,中国积极加入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出口保持了高速增长,当前已牢固确立了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地位,素有“世界工厂”之称,成为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然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受到人民币升值、国内生产成本上升等内部因素以及世界需求疲软、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外部因素的不利影响,中国传统比较优势开始下降,稳定出口增长面临巨大压力。2013年所发起的“一带一路”战略倡议为中国寻求出口新增长点、开拓潜在出口市场,从而摆脱“出口困境”提供了良好契机。在此背景下,出口潜力和效率问题成为研究中国出口“一带一路”国家贸易问题的重要方面,逐渐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本文以2000~2014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研究样本,尝试在三个方面进行探索:第一,运用随机前沿分析方法(SFA)对中国出口“一带一路”潜力和效率进行测算,不仅考虑到前者的异质性,而且对于后者的测算也更为准确合理;第二,基于出口贸易引力模型对影响因素进行科学分类,具体分为自然影响因素和人为影响因素,并在后者中引入汇率、经济距离等变量,丰富影响因素集;第三,从总体和分地区两个层面上,对中国出口“一带一路”潜力和效率进行全面分析。研究表明:首先,中国出口“一带一路”国家潜力平均值为22.513,中西亚北非地区(28.478)最高,东南亚太平洋地区(21.612)紧随其后,欧洲地区(20.589)最低。在年度变化方面,出口潜力变动趋势较为平稳;其次,中国出口“一带一路”国家效率平均值为0.208,中西亚北非地区(0.425)最高,欧洲地区和东南亚太平洋地区则相对较低,分别为0.162和0.142。样本期内,出口效率增长趋势较为显著;再次,在出口潜力影响因素中,官方共同语言、双边自贸协定、世贸组织、政治制度指标、市场开放度对出口潜力具有显著提升作用,而地理距离、内陆国、关税、汇率、制度距离对出口潜力提升具有负面影响;最后,在出口效率影响因素中,除官方共同语言、市场开放度外,其他因素对出口效率的影响与出口潜力一致。此外,本文针对实证结论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以期为深度开发“一带一路”潜在出口市场,从而实现中国出口稳定和增长提供参考:第一,加强双边自贸协定建设;第二,适度调控人民币汇率;第三,深入推进“互联互通”建设;第四,加大关税率削减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