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加快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型发展并最终实现“2035中国智造”产业发展目标,是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所面临的巨大挑战。如何精准把握后工业化时期的经济发展新局势,不断深入挖掘和充分激发技术跃变潜力,是继续推动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核心问题。创新驱动能力不足、关键核心技术和高端装备还在外部依赖,尤其是获取融资难、周期长等问题,仍然是当前制约中国产业进一步发展升级的重要因素。新冠疫情反复的态势对企业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冲击,但机遇与挑战并存,疫情也加速了世界进入数字化时代的进程,数字化程度的加深使得数字金融的发展为解决实体经济所面临的问题,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方向与动力。数字金融的发展促进了金融业和实体经济产业融合的更加紧密,缓解产业企业融资约束,提高产业发展升级的金融服务触及率。基于科技创新的视角,从产业结构合理化角度分析数字金融、科技创新以及产业升级三者之间的作用关系与传导机制,验证科技创新在数字金融与产业升级之间的中介效应。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对2011-2019年间我国28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研究分析数字金融、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的中介机制、空间效应和区域异质性。结果表明:数字金融的快速发展对产业升级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中介效应检验的结果表明科技创新是数字金融作用于产业升级的不完全中介,并且三者间均存在空间溢出效应;本地区数字金融发展水平、科技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交互影响是正向的,但对非本地区却呈现出抑制作用,产生虹吸效应;以上影响机制具有明显的异质性,东部和西部地区数字金融与产业结构升级的相互关系与整体基本一致,效应强度均明显高于全样本水平,但无论是否考虑中介效应,中部地区的影响程度均不明显。京津冀、成渝城市群与全样本分析结果一致,珠三角城市群科技创新的中介机制受阻,长三角和长江中游城市群则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效应遮掩。最后,在前文结论的基础上就数字金融更好发展并进一步产业结构升级提出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