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七干校是文革期间为了贯彻落实毛泽东《五·七指示》举办的干部培养学校。《五·七指示》作为五七干校的重要指导思想,体现了毛泽东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规划设计。文革前夕,中共中央将其批转至全党,并指出“这是马列主义划时代的新发展。”1968年5月7日,在《五·七指示》发布两周年之际,柳河五七干校正式开班,成功将毛泽东的理论转化为实践。随后,《人民日报》创办“五七干校专栏”,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柳河经验”。彼时山东正处于文革的前沿阵地,省革委把握时机,立马掀起了一场规模宏大的干部和知识分子下放浪潮。揆诸山东五七干校的创办背景,既受到“美国和平演变和苏联特权主义”的冲击,又受到国内激进之风的吹赶,更受到山东文革发展的染化,是三重因素叠加的结果。“二·三”夺权后,王效禹策动造反派全面夺权,山东党政机关被相继砸烂,行政系统瘫痪,管理秩序紊乱,大批党政干部被污蔑为“走资派、特务、黑帮、三反分子”,遭到政治清算,下放到毛泽东思想大学校,进行学习改造。而后,在中央“精兵简政和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指示下,山东加大干部下放力度,此时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难以契合走“五·七道路”的现实需要,时逢“柳河经验”传入,为处理靠边站干部,提供了良好的解决思路,山东五七干校应运而生。山东五七干校作为文革的衍生物,时间跨度横亘文革始末。它经历了初创、波谷、衰落三个阶段,并在左倾思想的影响下,逐渐形成一套教学内容完备、体制机制完善的“干校规则”。“九一三”事件前,属于山东五七干校的初创时期。山东各级革委会,纷纷以农场、滩地、学校为址,组建五七干校,一时间干校数量激增。“九一三”事件至粉碎“四人帮”前,干校进入动荡的波谷时期。由于林彪的叛逃,干校内部人心涣散,山东五七干校与全国各地干校反映相同,发展势头渐渐衰落,而后得到调整与巩固。粉碎“四人帮”后,山东五七干校内部矛盾逐渐激化,走向崩溃的边缘。一方面干校生产严重落后,粮食无法达到自给自足;另一方面,党校复立,教学内容更加规范,学员抵触情绪明显,不再将干校学习视作光荣的事。值得注意的是,山东五七干校的总体发展趋势,不能严格按照“九一三”事件为评定标准。文革初期,王效禹等人以“反逆流、反复旧”为名目,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和武斗流血事件,对山东政治生态和社会环境造成了恶劣影响。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高层先后七次就解决山东问题和王效禹错误做出批示,并提出10条解决措施。当中央“批示”和“十条”文件下达后,立即在五七干校内部,引起一阵风波,很多干部要求落实干校落实中央文件,返回工作岗位,导致部分干校在“九一三”事件前中止停办,这也是山东五七干校异于其它省份干校的一个特点。干校学习由一项政策,逐渐演化成文革时期山东干部培养的一种制度。其办学内容,以阶级斗争为主线,不断进行调整。强调政治挂帅,动辄上纲上线,导致干校内始终充饬着复杂、残酷、荒诞的气氛。高强度的政治学习、思想批判和劳动改造,是干校教育的主攻方向,贯穿了干校的整个历程。因此,左倾思潮的影响下,无论是“批刘扫修、批林批孔、批邓反右、批四人帮”的政治学习,还是艰苦环境下“高强度、无差别”的体力劳动,无疑在学员心理留下了深刻的记忆,抑或是锤炼忠心、思想进步的熔炉,抑或是磨练意志、斗私反修的阵地,抑或是追忆时辛酸苦楚、荒诞不羁的真情流露。无可厚非,干校的学习经历给那一代人留下了对时代、对命运的沉思。山东五七干校历时十余年,作为文革“荒唐闹剧”的外化承载体,对山东社会发展和学员个性自由产生了重要影响。它在某种程度上磨砺了学员的革命意志、密切了干群关系、改进了工作作风、提高了生产积极性。但是连续而持久的思想改造与体力劳动,导致党政机关系统运转失调,工作偏离轨道;人才、土地等资源的大量浪费,经济发展受阻;儒家文化遭受摧残,山东文化事业止步不前;严重侵犯人权、压抑个性自由发展;并以其独特的发展模式,推动了山东文革的恶性发展。因此,与之产生的桎梏相比,山东五七干校的存在和发展,严重背离社会历史发展的主流趋势,必须予以否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