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起,探讨的便是主体意识与理性思维。到了19世纪后期,随着“意识哲学”受到了冲击,这种强调“自我”占主体地位的意识哲学得到消解,以研究“语言”、“身体”、“他者”的主题上来。于是“他者”便成为这一时期一个重要的论题。本文从这一时期的胡塞尔、梅洛-庞蒂、拉康、海德格尔、萨特五位的有关于“他者”问题的阐述在哲学维度对“他者”思想进行一个解析。　　 “他者”思想到了萨义德东方学的研究中便成为了他论东方的一个重要视角点。萨义德论述的东方学是有悖于传统上的东方学的。以往的东方学都是站在西方这个主体的角度来论述的,东方,这个已经被西方边缘化、视为“他者”的客体,任由西方按自己的意识需要建构。而萨义德的东方学本质上就是去这种“西方中心主义”,去解剖这背后的权力意识,消解西方的文化霸权主义。这个“他者”,在东方学中就占有重要的含义,它某种含义上就是等同于于“东方”,这样一个被看,异于主体的场外角色。　　 而正是由于一直以后有这个萨义德研究的强烈“他者”色彩的东方学的存在,因而在西方的文学作品中所描述的东方人都是具有某些共性,如“愚蠢、贪婪、懒惰”等特点。而这些都是在东方学中由西方人建构的东方人的整体形象。在文学创作中,西方作家深受这种“他者”形象的影响,这就是后来所研究的形象学。因而,本文从形象学入手,探讨了由于“他者”的存在,形象学深深对作家作品创作的影响。　　 本文选取了西方的两位具有代表性的作家:史蒂芬·茨威格与玛格丽特·杜拉斯,用他们的代表作来分析在他们的文学创作中关于塑造东方人形象时形象学对他们的影响,并且在他们的作品中去探讨“他者”这个概念对于他们的影响。　　 从中能够看出,“他者”这个从哲学领域延伸出的论题深深的对文化与文学创作领域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