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薪酬治理是公司微观治理的重要议题,亦是困扰世界多国的难题。近几年来,我国改革开放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所有权与经营权的日渐分离、市场化进程的逐步加快、公司规模的日益扩大、治理机制的不断完善为高管才能的发挥,财富的积累创造了巨大的上升空间,高薪酬频繁涌现。据北京师范大学公司治理与企业发展研究中心公布的《中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指数报告2013》显示,2008年上市公司高管平均薪酬为52.83万元,2012年这一数字飙升至63.61万元,5年间增幅达到20%,是同期全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2.56万元)的25倍,其中2012年金融类上市公司高管平均薪酬最高,为232.95万元,是非金融类公司高管平均薪酬的3.85倍。诚然,高薪酬反映出社会物质资料水平的丰富,间接印证了国民经济的发展,然而高管薪酬快速激增的背后也蕴含了较多的隐形机制,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各种社会问题,燃起了各界人士对薪酬公平性、合理性的广泛热议。虽然国家针对高管薪酬的改革政策一直在与时俱进,薪酬治理方案与限薪举措顺次推出,但实际效果却不为理想,“天价薪酬”与“零薪酬”齐聚并存、薪酬差距悬殊,只涨不跌的薪酬乱象依然存在。种种迹象警示我们薪酬治理已刻不容缓,唯有厘清高管高薪的潜在影响因素,剖析高管高薪背后的运作机理,大刀阔斧地深化改革,才是破解高管薪酬迷局的关键。一直以来,基于最优契约理论(Murphy,1999)的高管薪酬激励机制被视为有效缓解委托代理问题,降低代理成本的最优路径。然而,其理论框架与实现基础却遭到了Bebchuk等诸多学者的质疑。外部市场机制与内部监管机制的缺失,无形中减弱了对高管权力的制约,难以约束的权力膨胀又极易诱发高管私定薪酬、攫取暴利、以牺牲股东利益与公司价值最大化为代价的短期逐利行为。频繁曝出的巨额薪酬、天价薪酬并非制度激励下的优良硕果,其往往蕴含着权力导向下的,与公司实际业绩考核相脱离的定价机制以及高管基于权力的天然牟利动机。已有研究表明高管在薪酬激励下容易实施利润操纵的盈余管理行为,但只检验了单一的盈余管理方式(应计制盈余管理),并没有对高管实施的其他盈余管理活动进行细化探讨(如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此外由于管理层权力对高管薪酬有较强的正向影响效力,因此,直接将管理层权力纳入高管薪酬与盈余管理的研究框架将无法剥离薪酬因素的潜在影响而导致关联变量间的共线性与内生性。现有研究的不足与缺陷恰恰为本文的立意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并成为笔者力图解决的内容之一。其次,研究我国高管薪酬问题,无法脱离我国的具体国情与产权背景,尤其在当前市场经济难以弥合薪酬矛盾的形势下,政府的宏观调控具有较强的政策导向作用。2009年是薪酬草案、规定、指导意见颁布较为集中的重要之年,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六部委联合下发的《关于进一步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的指导意见》,明确规定企业负责人的基本年薪要与上年度央企在岗平均工资相联系。通过规范限制高管与普通员工薪酬差距来抑制央企高管薪酬的持续上扬,并寄望于对其他产权性质的企业产生积极的震慑作用。因此,探讨政府限薪的经济效果,剖析限薪背景下国有企业高管的薪酬变化轨迹以及盈余管理策略的改变显得尤为重要。其不仅有利于检验限薪政策的有效性,更一进步延伸了宏观政策对企业微观行为的指导路径,更为清晰透彻地阐释了基于高管薪酬之上的限薪政策对管理者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机理与触发机制,为相关薪酬准则的制定提供建设性的指导意见。论文的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为绪论,主要介绍了本文的研究主题、研究目的和研究意义,梳理并提炼出可行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概述并总结出全文的研究内容与逻辑框架,对论文中涉及的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与解析,最后指出本文的特色和可能创新之处。第二章为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较为系统全面地阐述了本文所涉及到的相关重要理论与文献,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第三章为制度背景分析,主要从高管薪酬契约的制度变迁、国企高管薪酬现状与突出问题,管理层权力积聚的现实背景,实施盈余管理的高管薪酬动机以及薪酬管制的经济内涵与现实背景等几个方面进行阐述。第四章旨在探讨管理层权力对高管薪酬的影响效应,选用CSMAR数据库中沪深两地上市公司A股2004-2011年的数据,重点考察了管理层权力影响下的高管薪酬体系的内在反应与外部表象。研究发现：(1)管理层权力对不同产权性质上市公司的高管显性货币薪酬、超额薪酬、隐形薪酬、高管与普通员工的薪酬差距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管理层权力的增大促使高管在显性薪酬与隐形薪酬间的抉择中更倾向于后者,即隐形薪酬对显性薪酬的替代效应随管理层权力的增大而显著增强。(3)管理层权力越大,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总体提升幅度越大。高水平业绩的企业中,管理层权力对薪酬业绩敏感性的正向促进效果较之低水平业绩的企业更突出。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薪酬业绩敏感性随着管理层权力的增大而提高,当企业业绩较低时,管理层权力弥补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下降的能力越大；(4)管理层权力越大,高管普通员工间的薪酬差距与企业业绩敏感性的正向上升效应更明显,其中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相比,薪酬差距对企业业绩的促进效果随管理层权力的增大而显著增强。第五章为高管薪酬与盈余管理研究：基于管理层权力的检验。本章选择2005-201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主要样本,在对盈余管理经济后果分析的子样本中,继续引入2012年的数据。研究发现：(1)高管薪酬确实能够诱发高管实施应计制盈余管理,但不会促使其实施真实活动盈余管理；(2)管理层权力变量引入后,权力引发的薪酬提高能够有效遏制高管的应计制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行为；(3)应计制盈余管理与未来公司业绩总体呈正相关,但相关系数随年份的递增而减小；真实活动盈余管理与未来公司业绩总体呈负相关,相关系数的强度依次减弱；(4)无论是应计制盈余管理还是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未来公司价值都会显著降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对公司长期价值的破坏力度更大。第六章为高管薪酬与盈余管理研究：基于政府限薪的检验。以限薪令实施后的经济背景为切入点,研究对象被限定为更具针对性的国有企业,选用沪深两地A股2005-2011年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分三条主线研析限薪令的实施效果。(1)考察限薪令对薪酬机制本身的冲击力。与预计相同,限薪令在一定程度、一定范围内抑制了国有产权不同层级安排下高管超额薪酬的增加、降低了薪酬粘性,凸显了政府薪酬制度改革的阶段性效果；(2)研究作用于薪酬机制之上的限薪管制是否抑制了高管的盈余管理行为。研究发现限薪令的震慑效力通过薪酬机制予以释放,显著抑制了高管的真实活动盈余管理与应计制盈余管理。不可否认,政府的行政监管确实对高管的盈余管理行为具有一定的制约作用,但仍需结合市场力量共同对高管的薪酬操纵行为进行调节约束。第七章为全文的总结、研究不足以及对今后研究方向的建议与展望。本文的研究特色和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本文结合我国现实制度背景探究了不同产权性质下管理层权力对薪酬契约体系的多重调节效应,具体表现为管理层权力对高管显性货币薪酬、超额薪酬、隐形薪酬、隐形薪酬与显性薪酬的权衡、高管与普通员工间的薪酬差距、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薪酬差距业绩敏感性的影响效果。其中,在考察管理层权力对薪酬业绩敏感性、薪酬差距业绩敏感性的回归中,笔者将管理层权力与公司业绩进一步细分,有力区别了不同权力强度和业绩强度下,管理层权力对不同产权性质公司薪酬(薪酬差距)业绩敏感性的影响,揭示出当前研究所忽视的,管理层权力能够弥补由业绩不良而导致的薪酬(薪酬差距)业绩敏感性的下降,国有企业中管理层权力的此种逆转效果更为突出。第二,本文在验证高管薪酬诱发其实施应计制盈余管理,抑制其实施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基础上,进一步揭示出管理层权力因素具有对高管薪酬引发的盈余管理活动的显著制约作用。通过构造“权力薪酬”这一概念,即在由影响高管薪酬的正常经济因素和管理层权力变量进行回归而得到的薪酬预测值与仅由使用正常经济因素回归得到的高管纯薪酬之间的差额予以表示,笔者发现权力薪酬能够抑制高管的盈余管理行为,权力薪酬越高,盈余管理程度越弱。此外,笔者补充分析了现有文献较少涉及的盈余管理后的短期与长期经济后果研究,分别考察了两种盈余管理活动实施后未来三期公司业绩、公司价值于不同产权性质公司的变化趋势,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了直观的经验依据。第三,本文第六章选择政府限薪背景下的国有企业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宏观经济政策对公司微观治理以及管理者予以应对的具体行为策略。与现有薪酬管制领域的研究不同,本文并未选择薪酬管制的间接后果“高管员工薪酬差距”作为薪酬管制的替代变量,而是从动态的角度考察了高管薪酬领域的重大经济事件对高管薪酬体系的深入影响,更利于实施限薪前后较为直观的对比分析。本章以2009年财政部等六部委联合颁布的限薪令为研究契机,具体分析了央企、以及央企下的垄断央企和地方国企内部高管薪酬机制的薪酬管制效果,并开创性地研究了限薪政策对高管应计制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行为决策的影响,具有一定的理论与实践指导意义,为较好地理解薪酬管制的政治效果以及辨别管理者不同种盈余管理的实施动机提供了参考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