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古代史籍中,我们可以发现,华夏政权对四周的民族和部落是比较关注的,历代史书中都有关于东、南、西、北各个方位民族的论述,而且可以看出,这些记载具有相当的连贯性,这表明中原以华夏族为主体的王朝与周边的王朝保持着密切联系,即便是在大动乱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居于长江以南的东晋和南朝还是保持着原来的对外交往。由此可见,古代中国的王朝从来没有忽视远离他们政治中心的东北地区,也没有忽视当时在那里存在的民族和他们建立的王朝。中国学者从中国古代史籍中能够得到大量的论述,从而建构出一幅当时的汉族王朝与东北地区诸多王朝国家的图像,他们可以认为中国长久以来在东北地区建立过有效的统治,或者至少在这块区域里其他的王朝国家只是暂时建立过政权,这不是历史的主流。　　 然而,韩国学者并不这样认为,从《三国史记》开始,很多学者都认为东北地区历史上曾经有新罗、百济、高旬丽王朝建立过政权,这里是他们祖先往日创造过光荣和梦想的地方,他们也可以找出一定的证据来支撑他们的论点,虽然,他们的历史叙述基本上大多与现代民族主义有关,历史的荣光能够加强他们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但是以现实的需要来重新描写历史,会产生怎样的后果呢?我们只能说,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　　 本文试图从比较有代表性的中国史书和韩国史书入手,既看到中国古史中东亚文化圈的形成与发展,也看到古代朝鲜半岛的政权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两者共同构成了今天中韩两国对于中国东北地区历史和主权的论争。传统意义上的“东亚文化圈”在汉代以后已经开始形成与发展,至隋唐而形成大的体系,汉唐之间的几百年时间是中国政权对立、南北分裂的时期,也是为隋唐帝国的形成与发展奠定基础的时期,与此同时,朝鲜半岛上的王朝国家将势力范围推进到了中国的东北地区。　　 在历史上曾经辉煌一时的高句丽政权是韩国历史的一部分,这是韩国人认为无可争议的史实。而中国的《东北工程》的成果却将高句丽纳入到中国的历史体系中去,这就造成了韩国各界的不满和抗议。他们从高句丽的归属问题和当时的国际体系两大核心问题入手,对中国的相关观点进行批驳,了解这些观点并进行分析,是解决双方问题的关键。　　 总的来看,中国和韩国在历史问题上的争议焦点主要集中在了所谓的“朝贡—贸易”体系和高句丽的历史问题上,这两个问题之间又是相互联系的。“朝贡—贸易”体系是当时王朝之间的定位问题,是王朝之间相互关系的大背景,而高句丽问题是历史争议的集中体现和矛盾焦点,因此韩国学者尤其重视在这两方面进行了论证和研究。就可见的材料来看,韩国学者对于“朝贡—贸易”体系的评价基本上是消极的,他们对于这样的一种所谓的“体系”进行了多方面的质疑,即便是较为客观的学者也认为这是一种“中华中心主义”的体现。相反,美国、日本等国家的学者得出的结论却与此不同,日本学者尤其指出了这种“体系”的重要作用和价值。中国学者在论述这种“体系”的重要性时,把握了它的文化意义和内在价值,但是却无意中流露出一种“大国意识和文化优越的心理”,由此招致了其他国家学者的不满。由此可见,学者们只有摆脱自身的国家立场和无意的倾向性,才能客观的来分析和看待复杂的问题。　　 由于历史的争议和分歧,韩国的民间出现了一些过激的举动,这些正是历史争议在现实中的反映。中韩两国的学者只有冷静地分析历史问题,双方用理性的态度来进行学术交流,合理的解决争端,才能避免现实的冲突,这样不仅有利于东亚的和平和发展,也是未来历史发展的趋势。　　 由此可见,一个国家要合理的处理现实问题,离不开对于历史问题争议的正确认识和冷静看待。我们可以说,一个国家能否处理好学术与现实、历史与当下的关系,是一个国家能否成功实现全面现代化的标志,也是一个国家走向成熟和起飞的象征。只有让历史问题重归学术界,让学者们通过交流和探讨来解决分歧,才能避免区域争端和外交纠纷。相反的,如果仅仅是靠对历史上的某些政权进行想象式的论述来建立民族自信,而不是通过切实的增强国力来实现强国梦想,那么这种虚幻的自信总有一天是要破灭的,历史昭示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