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前期是中琉国交的建立期和琉球统一国家的形成期,明前期奠定了有明一代双方交往的政策基调和制度基础,是深刻理解此后双边关系发展、演变的起点和前提。对明前期中琉关系的解读,不能单纯局限于明琉两方,也不能仅止于基本史实的脉络梳理,而是应该从当时东亚地缘政治格局的演进出发,做整体性、关联性思考。第一部分主要围绕洪武五年明琉国交的建立展开。首先,通过与其他海外国家的比较,说明了明朝招抚琉球的相对滞后性。进而从“归道琉球”和“角色凸显”两个方面,探讨了明朝招抚琉球的阶段性,认为阶段性的存在是造成招抚滞后性的直接原因。接下来,从明日关系的现状和即将北征的现实出发,论述了洪武五年明朝正式招抚琉球的意图:其一,藩屏东海与牵制日本;其二,强化正统与配合北征。但从本质上说,都是对北元战略的组成部分。最后,在“贸易取利”说和“竞争优位”说之外,从琉球中山面临的内外情势出发,对中山王察度响应明朝招抚,遣使入贡的原因进行了补充:一方面,是为了依靠明朝权威,强化王权;另一方面,是想借助明朝的威势,对抗涌入琉球的日本势力,巩固国防。第二部分主要探讨洪武七年李浩往琉球市马。首先,对李浩“市马”是为获得马匹这一通说提出了质疑。具体来说,从明初面临的马匹危机及琉球产马两方面,肯定了李浩“市马”说的合理性。进而从市马数量、马匹形质、气候差异、饲养环境、时效性、安全性、保有率等方面对李浩“市马”说提出质疑。在此基础上,又对《明太祖实录》中有关李浩市马的文本进行了细读,认为李浩此行更多地是满足琉球方面的需求,其本身的市马意味并不强烈。其次,论述了洪武七年明朝的耽罗“索马”、琉球“贡马”与李浩“市马”的内在关联性。概而言之,从洪武五年至六年东亚地区局势的波动着手,详细说明了洪武七年明朝向高丽索要耽罗马,进而促成高丽征讨耽罗的原因,即探查高丽国内政局与促使高丽对元切割,摧毁反明势力巢窟与威逼日本事大服属。在此基础上,从情报传递的角度和明朝调整海外贸易政策的现实两方面,分析了洪武七年琉球中山王首次遣使贡马的起因及其目的。接下来,结合洪武七年吴祯在“琉球大洋”捕获倭寇和同年中山王首次贡马两事件,论述了朱元璋对琉球认知和定位的转换,并由此引出了派遣李浩前往“市马”的意图,即羁縻琉球,防止琉球继耽罗之后成为反明势力在海外聚集的新巢窟。此外,又推测了李浩在马匹之外另行收买硫黄五千斤的原因。第三部分主要论述了洪武十六年梁民出使琉球。首先,从洪武七年至十五年东亚局势的演进出发,说明了洪武十三年山南王入贡对明朝东亚外交设计的潜在冲击。接下来,从文书类型、具体内容两个方面,对梁民所携带的三通国书进行了细读,认为单从国书文本看,梁民出使的意图是以“恩威并举”的方式,实现琉球三王对明服属。进而选取国书中的“赐印”和“市马”两个问题,深入探讨了梁民出使并非只是针对琉球一国的外交行为,而是联动影响东亚整体地缘政治走向的战略决策。具体来说,通过对明初册封海外国家的惯例和印章本身的凭信特性的探讨,认为赐印并不等同于册封,而是与下赐金符的举措相互配合的,整备环东海海域秩序的举措。从明朝国内市马尚且正常运转出发,认为“市马”可能并非只是为了获得马匹。接着结合明朝对琉球认知的转换和相关国家产马的现实,论述了市马的主要政策目标,即实现琉球三王入贡、逼迫高丽倒向明朝、剿捕倭寇与震慑日本,并将之归结为是对北元,特别是对纳哈出政策的一环。第四部分主要聚焦于洪武二十一年的“地保奴事件”。首先,对截至洪武二十年明朝对归附的故元宗室的处置情况进行了梳理和总结。接下来,通过对《明太祖实录》中相关文本的细读,对洪武二十一年朱元璋因“怨言”将地保奴移居琉球一事提出了质疑,进而将“地保奴事件”置于明丽关系演进的视域下进行考虑。具体来说,从“口宣圣旨”这一形式、不对高丽界定“铁岭”所指、铁岭置卫设站的意图、在高丽使者陈情后暂时停止收回四个方面,分析了洪武二十年明朝经略铁岭的初衷,即限制高丽向东北面的扩张与威压高丽诚心事大。接着详细论述了“地保奴事件”与铁岭经略后明朝转换对高丽政策的内在关联性:一方面,向高丽释放缓和双边关系的信号;另一方面,请求琉球代为探查高丽国内情报。第五部分相对系统地论述了永乐、宣德时期的明琉关系。首先从东亚国家关系的演进与明朝对外政策的转换着手,概括了永乐前期明琉关系的特点,即明朝对琉球的重视程度有所弱化。与之相对,琉球却频繁入贡,积极对明示好,并列举了琉球积极示好的具体事例——“山南王弟汪应祖”入贡和永乐八年中山王主动遣使贡马。进而从永乐十五年明朝关联日、朝、琉的举动及永乐十七年吕渊借助琉球“引路”出使日本两方面,探讨了永乐后期明朝东亚战略中的琉球角色。最后,论述了宣德时期明朝三次派遣柴山出使,循序渐进地向琉球提出了充当明日复交中介的请求。但是,出于维护自身国家利益的考虑,琉球不愿介入明日交涉,并一手制造了“八郎事件”,最终导致明朝借助琉球重开对日国交的政策以失败告终。明代前期的中琉关系与北元、高丽/朝鲜、日本等皆有内在联系,体现了当时东亚海域内部的广泛关联性和联动性。可以说,琉球实则是明朝前期构建东亚区域秩序的重要战略支撑点。宣德以后,明日国交正常化,倭寇侵扰逐渐销声匿迹,明鲜关系也基本稳定,“东海晏然”持续近百年。在此情势下,琉球的重要性再度降低,对琉球的系列优待政策也渐趋衰退。较之其他海外国家,明朝对琉球的态度越发具有了“一视同仁”的色彩。直至嘉靖时期,“宁波事件”发生,明日关系恶化,沿海倭患复炽,琉球才又重新获得了明朝的关注和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