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大数据征信行业的快速发展,个人征信信息合理使用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大数据时代背景下依靠技术的信息采集与使用方式,对当前个人信息制度带来巨大挑战。本文从立法现状和司法现状入手,目前我国在信用信息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建设还有很多地方不完善,我国还没有正式实施个人信息保护法,也没有对征信活动中的个人信息单独立法。2013年首次对征信行业进行立法,颁布了《征信业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和《征信机构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为我国征信行业初步制定了具体的法律框架。2021年《民法典》的实施将个人信息置于人格权编,明确了公民个人信息的人格属性和个人信息保护的有关内容。中国人民银行于2021年颁发了《征信业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信业务管理办法》,对当前的金融市场中的征信行为作出更加严格且细致的规定,更好地实现对征信行业的管理和监督。通过对司法案例的梳理,征信信息纠纷主要集中在隐私权纠纷、名誉权纠纷和其他人格权纠纷之中,司法裁判的标准也存在差异,裁判结果难以趋于统一。因此,本文从个人征信信息使用过程中的突出问题入手,一方面是征信信息使用共享受到限制,个人征信信息孤立;另一方面是征信信息使用的权限界定不明,存在个人信息使用与保护的冲突。本文从个人征信信息的角度出发,提倡个人征信信息的合理使用,个人信息因公开传输、流转而具有交换价值和商业价值,不仅仅是出于商业化的合理使用,还考虑了个人信息的公共性,可以降低金融活动中的交易风险。从经济学的视角分析,征信信息的合理使用可以减少经济活动中信息不对称,降低金融交易成本,避免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从法理学的角度,征信信息的合理使用本质上是对个人信息自决权的限制,包括个人隐私利益的部分让渡,信息主体牺牲部分个人权益换来的是更加良好的交易秩序,对个人信息的权利限制具有正当性。征信信息使用中不可避免的会产生利益冲突,应该坚持从利益平衡的视角出发,对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进行考量。相比于技术而言,单个人对信息的保护在大数据面前稍显无力,个人信息本身不是完全属于信息主体的物品,个人信息上附着公共利益、第三方的合法利益,这些利益也值得法律予以肯定。但是,在征信活动中,信息主体往往处于弱势一方,无法有效获知自己的个人信息何时被采集,被何人使用,所以,在大数据征信的环境下中应该更加注重对信息主体的保护。因此,提出了合理使用这一制度,必然要严格规定信息使用的目的、范围、权限,某种程度而言,信息的合理使用是对信息主体个人信息权的限制。信息主体虽处于弱势一方,但是其个人征信信息并不是受天然保护,存在信息使用者的利益更值得保护的情况,因此,信息主体的利益应作出让步,这需要在个案中进行权衡。综上,大数据背景下,个人征信信息的合理使用应确定总体规则:信息赋权规则、场景限制规则和目的关联性规则,征信信息合理使用中确保信息主体的知情同意权利,以及在征信中信息主体的固有权利,包括对征信信息的异议权、纠错权和删除权。征信信息的来源限制征信信息的使用范围,不应超出具体场景,征信信息的使用还需目的限定,超出初始目的,原则上不予支持。在具体措施上,应当从使用的授权、范围和目的入手,保证信息主体的意思表示真实,同时限制格式合同下的概括授权。征信信息的使用主要是为了保障信贷安全,因此,征信信息的使用范围不宜超出金融领域。征信信息的使用目的主要是为了评估信息主体的信用,征信机构将征信信息用于其他目的需提前告知信息主体并获得其授权,其他目的也应具有合法正当性。